民始终是主要的推动力量，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政治平等一步步扩大，民主权利一点点扩展，最终达到了所有公民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目标。希腊的平民不是乌合之众，他们善于自我组织，善于和掌权者讨价还价，善于运用威胁和妥协，迎来了自己的全面解放。希腊的平民也不是懦弱之徒，为了自由和自尊，他们甘愿流洒鲜血，他们不会被一两次暴力镇压吓破胆，从此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希腊的改革运动中，确实有许多杰出人物为社会的进步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永远值得后人尊重。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改革中，我们完全听不到平民的声音，也见不到平民的身影。这些改革，都是那些千方百计讨好君主的文臣策士们提出来的。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从君主的一己利益出发，为了实现君主权力的最大扩张。因此，这些改革的最终结果都是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粗暴侵犯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在这些改革的过程中，各国社会也出现过剧烈的动荡，平民百姓也有过大面积的反抗，不过他们的反抗方式只有奔走逃亡，没有任何一次有组织、有目标的反抗活动。相反，倒是那些利益受冲击的旧贵族们的反抗更有力量、更有章法。

是希腊人天性勇敢，中国人天性懦弱吗？显然不是。两种不同的改革力量背后依赖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文明之初，希腊社会就是一个个人社会。在改革开始前，希腊早已经是一个私有化程度很深的社会。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非常弱，普通人的自我意识、个人意识、独立意识非常明确，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人的联合体，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而直到战国时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宗族公有制之中，每个人都作为血缘链上一个不可解脱的环节而存在。“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每个人都是依靠天子的恩赐才有衣食来源，在普通平民的意识里，他们“吃国家的，喝国家的”，因此必须“听国家的”，个人的权利意识极为淡漠。可以说，到战国时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已经“进化”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只需要把历史的视界稍稍拉开一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始皇是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专制思想的实践者，他担不起“专制主义”发明者的荣誉，顶多算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