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统揽在国民党手中，而党权又集于蒋介石一人之手。这样一来，蒋介石所谓的“训政”，就沦为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胡适等民主派知识分子大失所望，他们发现，蒋介石这个只有日本短暂留学经历的中专生身上有着太过浓烈的传统专制气息。由他来主导的训政，很难走上“宪政”之路。因此，胡适在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与同仁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新月》生存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1932年5月胡适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之风，宣传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正如这篇发刊词所宣布的那样，通过发表政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国民党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批评。

在国民党成为中国主人不久的1929年，胡适就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身上的陈旧气味。他说，连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都推行白话文教育，而国民党当国之后，发公文居然还用文言文。对于国民党的言论控制，胡适批评起来更是不客气：“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在思想言论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国民党宣布要在全国实行“一个主义”不久，胡适就发表文章，不留情面地批判国民党的思想独裁。胡适尖锐地指出：“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某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功效’”。

除了批评国民党政权外，胡适还多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胡适举蒋介石本人的例子说明国民党如何侵犯人权：“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是批评蒋介石把个人置于法律之上。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写道：“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也就是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领导者，其实都不懂什么叫民主共和，都需要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ABC学起。

这些“雷人”言论之激烈，在近代以来某些历史时期，足以被抓进监狱。有人说鲁迅不敢直接批评蒋介石，而胡适敢，这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些言论自然也引起了大权在握的国民党的强烈反应。国民党内一时群情激愤，尤其一些中下层党员，更是激动地纷纷呈请“辑办”胡适。他们利用舆论优势，把“反革命”“反党”“反动”“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种种帽子铺天盖地地扣到胡适头上，掀起一股围剿胡适的大潮。国民政府也饬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适，并迫使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仓皇离开上海。曹聚仁认为“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

不过，国民党没有对胡适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毕竟国民党的终极政治目标和胡适的政治理想是在同一个大方向上。所以虽然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上海，但胡适发现，他的一些批评，对国民党的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要求国民党“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这篇文章1929年5月发表，结果国民党6月间公布的“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即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适的建议。所以胡适在6月19日的日记中说国民党此举“与我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有关”。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这篇文章1929年底发表，而1932年2月，教育部即奉国民党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改用了白话文。用沈寂的话说，“这个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举动，无疑也是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所作出的反应”。

国民党的“纳谏”令胡适感到了希望。虽然有着强烈的独裁倾向，但蒋介石毕竟明白世界大势。掌控了南京政府后，他吸纳翁文灏、钱昌照等一批知识分子入阁，还答应“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些举动使胡适认为国民党有走上真正宪政的可能。1935年，胡适曾评价蒋介石说：“他长进了，气度也变大了，态度变平和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