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则完全深不见底、一片茫然。

黄一平陡然陷入了孤独与寂寞，一时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往常跟随冯市长的日子，黄一平早晨七点准时起床，洗脸、刷牙、吃早饭、上厕所，每样事情的前后顺序、费时多少全部一丝不乱。八点钟，司机老关准时在楼下摁响三声喇叭，黄一平闻声会在三分钟内下楼、上车，八点二十左右到冯市长家楼下。一般情况下，司机老关在楼下等，黄一平上楼，帮冯市长拎包、泡茶、穿衣、取鞋，有时甚至帮助做点洗洗涮涮的家务。机关九点上班，他和冯市长通常提前十分钟进办公室，在冯市长浏览当天报纸的间隙，他梳理当天需要处理的事务、会议材料、待签公文等等，然后等待冯市长吩咐，或者随同外出视察、开会，进入当天的工作时段。冯市长中午有午睡的习惯，一般是在办公室里面的那张小床，或在开会的宾馆、酒店，偶尔也会回家。但是，不论春夏秋冬，黄一平都不能睡，也不敢睡。冯市长午睡了，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冯市长上午签发、圈阅过的文件需要送回办公室、机要室，冯市长的批示需要反馈给相关部、委、办、局负责人，经过修改的讲话稿需要交到文印室重新打印，等等，或者即使什么事也没有，他也只能守候在房间外边，帮助冯市长接听手机，防止领导被无端打扰，也防止错过重要电话贻误大事。等到冯市长午睡起来，黄一平又随之进入每天的另一个工作周期。到晚上，其实才是冯市长最为繁忙的时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接待、应酬，常常从一家酒店转到另一家酒店，一个宴席换到另一个宴席，赔不完的笑脸，说不完的笑话，吃喝不完的美酒佳肴。黄一平呢，照例拎着两只沉重的公文包，拖着比公文包更为沉重的脚步，小步快跑着跟在冯市长后边，虽然上不了正席，甚至也碰不上筷子，却要空着肚子一杯接一杯帮冯市长代酒。也就在这几年，黄一平的酒量被锻炼出来了，以前几乎滴酒不沾的他，现在可以对着酒瓶干“吹”进去一斤白酒。离开了酒席桌，却不能回家休息。每天深夜，才是冯市长最兴奋、黄一平最辛苦的时段。伴随着冯市长酒后泉水般喷涌的文思，是黄一平永远写不到尽头的材料与文章。有时，于冯市长不过是一言半语的奇思妙想，甚至只是稍纵即逝的灵感一现，可到了秘书黄一平这里，则常常化作漫漫彻夜里的苦思冥想。因此，难得有一天赶在半夜十二点之前进到家门，黄一平甚至养成了前半夜睡不着觉的毛病。

现在，突然脱离了那种生活节奏，黄一平感觉很不习惯，很不适应。本来，早晨可以不那么早起，可到了七点，自会准时准点苏醒，再想把眼睛闭上就如同遭罪。白天没事了，空闲了，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从书橱里找出很多诗歌、散文、小说，又在小区门口的报亭里买回大摞晚报、快报之类，试图用读书看报打发时光。为了增强读书看报的氛围，他还燃起檀香，泡好西湖龙井、巴西咖啡，甚至准备了舒缓、柔和的轻音乐。可是，不管自己下多大决心，也不管环境、气氛营造得多么安静优雅，书报上的字却一个也看不进去。打开电视机、影碟机也是一样，无论多么生动的画面、剧情都无法进入脑子。后来，他又找来菜谱，买来好多新鲜的菜，希望重拾当年的厨艺。结果，不是把锅烧干了，就是少放了油、盐、味精之类。总之，他已经完全无法静下心来，脑子里装着的还是平时那些事儿，感觉身边还有一个冯市长，随时会对自己发号施令，而自己也随时需要听从召唤、冲锋陷阵。别的不谈，就说自己那只手机，过去整天响个不停，所有需要找冯市长请示、汇报、吃饭、套近乎的人和事，大多先要通过他摸底、通报、预热、沟通，让他感觉不胜其烦，往往连吃饭、睡觉都不得安静。那时，办公室里有规定，冯市长也有交代，秘书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着。有时，夜里正和汪若虹亲热，手机忽然就响了，或者即便不响，脑子里也有根弦紧绷着，搞得自己很紧张，汪若虹也兴趣索然、十分恼火。现在手机忽然沉默了，有时一整天都不响，他却又不习惯了。手里空着的时候，固然总是不时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看，生怕有重要来电被错过，有时听到楼上楼下门铃声，或是走在大街上别人手机响，也会神经质地拿出来看一下。夜里，手机放在床头开着不是，关着也不是，后来干脆扔到客厅却更加不放心，搞得整夜不得安宁，旁边的汪若虹同样无法安睡。

有天夜里，黄一平实在睡不着了，就一个人悄悄披衣下床出去蹓达。走着走着，不由自主就走到市府办公楼。看看上边没有灯光，他同门卫打个招呼，说是过来拿样东西，而后悄悄上楼打开自己的房间，溜进了空寂的办公室。黑暗中，他默默坐在那张熟悉的办公桌前，脑子像放电影一般，尽情回味着在这里几年的点点滴滴，直到泪流满面，外边天色将亮。

之后连续几日，他几乎每天夜里都要过来，或是坐在自己办公室，或是悄悄打开对面冯市长的门，静坐那么几个小时，多数时候连灯也不打开。只有重新回到这种熟悉的环境，他的心才能安定下来。

到这时，黄一平已经完全明白，经过几年的秘书生活，尤其是在冯市长身边这段时光，他已经被固定在某个生活轨道上，按照某种特定的频率在运行，现在突然面临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