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各家酒店去检查。一时间，风声鹤唳。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只得坐在那里乖乖摆我的摊，饿了就打发老婆回家煮面条吃。看着那些迎宾小姐站在那里一脸晦气，小嘴噘得老高，旗袍的两衩像受伤的鸟翅一样无力地垂下来，我想，这不会长久的。果然，没多久就听说各界人士都到县委书记那儿去告纪委书记的状。有的还告到市里和省里去了。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这件事。任何阻挡经济发展的行为都是犯罪。不久，纪委书记就被调到政协去了。

一场虚惊，大家重新开怀畅饮。整个县城像是在过节。家家酒店爆满。我老婆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天，我几乎喝醉了。我和他们久别重逢，热烈拥抱。还有几个人搂着服务员跳起舞来。服务员也积极配合，仿佛这段时间，她们腰上长出了荒草，正需要有人帮她们锄锄。各家商场和其他消遣场所又开始热闹，县城的经济在短暂的冷清之后又“报复性”地恢复了繁荣（县电视台是这么说的）。

有一次，我还碰到了我以前的厂长。他现在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了。看到他，我吃了一惊，转身想逃。但他用老虎钳般的大手一把抓住我。我眼前一暗，心想完了。好半天，我睁开眼睛，看到他为我斟满了美酒，并把它举到了我面前。他说，王秘书，来干一杯！原来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把我当成了不知是哪一个机关的王秘书。干杯后，他继续抓着我的手不放，说，王秘书，那件事就拜托你了！

回来后，我照了照镜子，问我老婆：我是不是不像我了？老婆看了看我，忽然说，真的哩，你以前是单下巴，现在是双下巴，看上去像个坐机关的人了。我也回过头来仔细看了看她，发现她也有了变化。那些盒饭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脸像水蜜桃，皮肤像冻猪油。没想到，我在吃着它们的同时，它们也在“吃”着我！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想，这样下去，我和老婆大概都要脑满肠肥，成为废物了！

不行，我必须向他们说明真相。不然，遭到嘲笑的将不是他们而是我。第二天，我扯掉了领带，换上坐地摊时的衣服。为了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些，我没戴帽子。将近中午，夹着公文包、打着手机的人又多起来了。他们走过我地摊的时候，我就叫他们的职务和名字。他们愣了一下，看看前面又看了看后面，就是没有正眼看我。我说，是我，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喝酒。他们终于想起什么来了，吃惊地问，怎么是你？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老老实实说道：我本来就是干这个的，经常看到你们在酒店里吃喝，一到中午，各家酒店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天，我忽然想玩个恶作剧，心想，假如到里面去跟你们喝酒，不知你们是否认得出来。我被这个念头怂恿着，折磨着。你们果然没看出来。你们赋予我各种高贵的身份。后来，你们不但跟我互相敬酒，还塞给我红包，各种礼品。现在，我累了，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要把真相告诉你们了！

他们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拨开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我说，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第二天，我又拦住了他们，把我的故事又讲了一遍。

终于有一天，他们不耐烦了，打手机叫来了警察。我被拘留了。原因是，我妨碍了公共秩序。

像飞翔一样飞翔

现在，他站在楼顶。几乎可以说是如愿以偿。自从搬到这栋大楼里来住，他就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从被封的楼梯顶口爬上去。这是一栋数十年的老楼。从它建成之日起，它的楼梯顶口就一直封着。一茬一茬的住户想到楼顶上扩胸远眺或晒晒衣物什么的，但看了看那被封的顶口，顶多用手不可为而不为地轻轻推了推，又下来了。时间一长，他们就几乎忘记顶口已被封住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了。他们说，封就封住了，又安全，又暖和。但他不行。他一想到那个楼梯顶口，就有一种被戏弄、被摆布的感觉。他想，他必须推倒那个封顶。他已经一天也不能等待了。他性子很急。发现了生活的谬误恨不得拿橡皮擦急切地擦去。为此他总是结结巴巴，脸涨得通红。他晚上睡觉从不关窗户。相对于窒息，蚊子、老鼠和小偷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无比地热爱生命、热爱自己。他极少与人交往。在不得已的集会中总是保持沉默。他的手，一从人群中抽出来，他便要不信任地盯着它们看，把它们吹了又吹。

他的工作在暗中悄悄进行。是的，由于顶口被封，即使是大白天，整个楼道也显得昏暗无比。他每天不声不响地弄下一两块砖，然后把它们放回原处，不让人看出破绽。昏暗中镶嵌着各种眼睛。虽然他知道他们来顶口的可能性极小。他们对顶口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但现在，假如他们发现他居然在拆封顶，一定会非常恼怒的。他们会指责他吃饱了没事干，或诬蔑他图谋不轨。在他的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差点出了意外。一对新拿到旧钥匙的男女兴冲冲地来到了顶楼。他们想到楼顶去表达一下他们的喜悦。当然那浓重的昏暗使他们有些沮丧。那男的为了表现某种气概，想狠狠踢那封顶一脚。但大概是意识到脚上的新皮鞋，便打消了念头。他们只是貌似深刻地接了一个吻，然后手牵着手，小心翼翼地下楼去了。

他终于把被封的顶口完完全全打开了。灰尘呛得他一阵咳嗽。他像个幽灵一样爬到光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