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匪，柳梦梅冒着战火找到了“岳父大人”，告诉他杜丽娘已经复生，但杜宝哪里肯信？竟把柳梦梅当作一个盗墓贼给抓了起来。后来，杜宝发现，被自己关押的柳梦梅竟是新发布的新科状元，当然只得释放；但他仍然不能相信女儿已经复活，更不能承认柳梦梅与女儿的婚姻。直到皇帝降旨，他才勉强首肯。

《牡丹亭》的情节，奇异到了怪诞的地步，却以巨大的力量震撼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林黛玉只是隔墙听了几句《牡丹亭》的曲词，就已经“如醉如痴，站立不住”。曹雪芹把贾宝玉、林黛玉争读《西厢记》和林黛玉聆听《牡丹亭》写在同一回日中，证明了他本人对于王实甫和汤显祖的继承，也反映了《西厢记》和《牡丹亭》在清代社会中的传播程度。

《牡丹亭》在外显层面上的魅力，是惊人的美丽。初识春愁的女孩，残垣断壁间的花草，全从一条黑暗的缝隙中奔涌出来，构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然后，梦中之爱，爱中之梦，生生死死，几乎写尽了边缘状态的美，也就是极端状态的美。这种美，奇丽罕见，却又顺乎情理，引人关爱，非常难得。再加上典雅的文词、悠扬的唱腔，真可谓美不胜收。

《牡丹亭》在内蕴层面上，更包含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度。这种精神力度，来自于一种挑战后的甦醒，或者说，来自于一种甦醒后的挑战。挑战的对象，是当时汤显祖所处的社会现实。

宋明理学给予中国社会的思想负荷太沉重了，复古主义给予明代文化领域打下的阴影太阴暗了。因此，一场积聚已久的思想冲突正在酝酿。汤显祖少年时代师事过思想开放的罗汝芳，做官期间交友东林党人如顾宪成、高攀龙等，罢官后又与勇敢的反理学思想家李贽有过接触，一生中很长时间与佛学大师达观有密切交往，而达观的思想与程朱理学也是格格不入的。总而言之，汤显祖一生，基本上置身在与礼教教条相对立的思想营垒中。在他的时代，为礼教殉身的妇女，数字大得惊人，创造了空前的历史记录。这一切，使得汤显祖一定要以最大胆的艺术形式来控诉和反叛礼教。

汤显祖在为《牡丹亭》所写的题词中有这样的话：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入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这就是说，汤显祖特意设置梦而死、死而生的情节，是为了表现一种能够超越生死的“至情”。这种“至情”既然不在乎形骸，因此即便在梦中也可能是真实的。希望仅仅以“理”来穷尽人世之事是不可能的，在“理”所归纳不了、解释不了的地方，还有“情”在活动着。

真实的感情，个体的感情，不顾一切的感情，足以笑傲死神的感情——汤显祖的这种呼吁，使我们联想到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欧洲人文主义者热情地呼吁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来代替原先那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有的人文主义者甚至认为，为了减轻生活中的辛酸和悲伤，人类情欲的价值远胜于理性的价值。（参见爱拉斯漠：《疯狂颂》。）到了浪漫主义者那里，感情的浓度和自由度又有进一步的增长。站在个性立场上向传统观念挑战，颂扬非理性的自发生命力，成了许多浪漫主义者的创作使命。汤显祖的《牡丹亭》展现了与欧洲人文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们的追求极相近似的观念，表现了人的自发生命力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终于苏醒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其他许多富有感情的戏中，情是包容在主人公身上的一种禀赋，而在《牡丹亭》中，情则是掌控全剧的中心。杜丽娘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但我们不能仅仅像分析其他戏剧形象的性格特征那样来分析她。她更是一种纯情、至情的化身。

《牡丹亭》中所奔泻出来的感情激流，对于明代的现实，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体制，都带有明显的反叛性。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欧洲，这种时代性的反叛基本上取得了胜利，而在中国，这种反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离全面崩溃还远，它的调节功能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还有足够的力量把汤显祖的新鲜思想吞没掉。

汤显祖的挚友，那个敢于非议程朱理学的达观和尚，终于被捕，死于狱中；

与汤显祖有过交往、对汤显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勇敢思想家李贽，也终于被捕，死于狱中；

汤显祖的那些东林党友人的遭遇，更是人所共知。

汤显祖本人可以在任职期间让在押囚徒除夕回家过年，元宵节外出观灯，但这种颇有一点人道主义气息的措施并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浙江遂昌知县）。自己的官职也难于保全，更不要说长期坚持这类措施了。《牡丹亭》的思想影响当然大得多，但在当时，也无法对社会面貌产生实质性的改易。

更令人深思的是，连他自己的思想文化结构，也会部分地吞没《牡丹亭》中的瑰丽情思。他知道《牡丹亭》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