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近代化的命题。

第二，评价了中国戏剧文化的社会积极性。

这些学者大多肯定了中国戏剧起到过的积极社会作用，认为中国普通百姓的历史感、是非观，在很大程度上由戏剧给予。例如革命派人士陈佩忍认为，在中国社会的茫茫苦海中，戏剧曾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和力量：

……唯兹梨园子弟，犹存汉官威仪，而其间所谱演之节目、之事迹，又无一非吾民族千数百年前之确实历史，而又往往及于夷狄外患，以描写其征讨之苦，侵凌之暴，与夫家国覆亡之惨，人民流离之悲。其词俚，其情真，其晓譬而讽谕焉，亦滑稽流走，而无所有凝滞，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陈佩忍：《论戏剧之有益》，载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

陈独秀也说，我国虽然一直以演戏为贱业，却让无数观众见到了古代之衣冠、绿林之豪杰、儿女之英雄。“欲知三者之情态，则始知戏曲之有益，知戏曲之有益，则始知迂儒之语诚臆谈矣”。（三爱（陈独秀）：《论戏曲》（1904年）。）

天僇生对乾隆以后蓬勃兴起的地方戏曲很看不惯，但对元明时代戏剧的社会作用，评价甚高，指出：“是古人之于戏剧，非仅借以怡耳而怿目也，将以资劝惩、动观感。迁流既久，愈变而愈失其真。”（天僇生：《剧场之教育》，载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一期。）

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刊登了日本学者宫崎来城所撰（《论中国之传奇》一文的译文。宫崎氏的文章简要地叙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剧作的艺术魅力，文词间处处流露赞叹感佩之情，这很容易激起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已很脆弱的民族自尊心。这篇文章的译者在文后写了一个很动感情的按语，他简直要替孔尚任、洪昇树立铜像了：

余译是篇竟，不觉喜上眉。余曷为喜？喜祖国文化之早开也。六书八画，史册昭然，俗语文言，体裁备矣。而虞初九百，稗乘三千，又大展小说舞台之幕。迄于近代，斯业愈昌，莫不惨淡经营，斤斤焉以促其进化。播来美种，振此宗风，隐寓劝惩、改良社会。由理想而直趋实际，震东岛而压西欧。说部名家，亦足据以自豪也。天下之喜，孰出于是？若云亭、思之流，恨不买银丝以绣之，铸铜像以祀之，留片影于神州，以为小说界前途之大纪念。（宫崎来城：《论中国之传奇》（报癖译），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