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安步当车，来到我未曾见过的哈佛大学校园。我从其中的一个校门进去，黑沉沉的天穹下一片深秋的黄叶，我沿着小道向前走去。我只想孤身一人在黑暗中行走，这倒不是想思考什么问题，而恰恰相反，想有一个万念俱空的时刻。我穿过院子，登上小山，便到了莱蒙图书馆前。布兰达以前曾告诉我，里面的休息室中装有帕丁金牌洗脸池。路灯的亮光把我的身影映在大楼的玻璃窗上。楼里一片漆黑，没有一个学生，也没有图书馆人员。突然我想放下箱子，拾一块石头砸破玻璃，当然我没有这么干。我仅仅看了一下窗玻璃上由光线映出的我自己。我想，我就是这样一块料，就是这在我面前的四肢和脸庞。看着，看着，然而我的外部形态表达不出我的内心世界。我多想用比光线和声音还快的速度跑到窗户的反面，去捕捉影像后面的以及从自己眼里所看到的一切。是什么把我内心深处的追求和执著变为爱情然后和盘托出？又是什么使胜利归于失败，又把失败——谁知道——转为胜利呢？我相信我曾经爱过的布兰达，虽然站在这儿，我知道，现在我已不能再爱她了。我知道，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像爱布兰达那样去钟爱别的姑娘。对任何其他人我能激起那样强烈的感情吗？我对她产生爱情的同时也能引起那样炽烈的欲望吗？如果她与布兰达稍有不同……那么我是否会爱上她呢？我凝视着正在暗下去的玻璃窗，凝视着我自己的影像，接着我的目光透过窗子，越过阴凉的地板，落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书上。

我并没有待多久。就在犹太新年的第一天，太阳冉冉升起之时，我搭上去纽瓦克的列车，提前回到了工作岗位。

九

彭伦先生告知我要出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作品作品系列，其中包括我早年翻译的《再见，哥伦布》。已经尘封二十多年之久的东西要重新出版的消息除了给我带来不小的惊喜外，还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二十多年前，自己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看了《再见，哥伦布》后，很觉喜欢，便动手翻起来了，译稿投了出去，均为出版社所拒绝，整整一年没有结果，在极度失望中，多亏我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钱满素推荐，最终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

现在想来，当初译稿不被接受除了因为自己当时只是个无名小卒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不久，学界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尽管国内译界认识到菲利普·罗斯是美国二战后一个不能不介绍的重要作家，但由于他的作品中含有些性方面的描述，出版社为了“避嫌”，几乎没有一家愿意出版他的作品，因而当时在美国现代文学介绍中很遗憾地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白。

岁月如流，二十多年的时光真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当年的这些顾忌现在看来几乎可笑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从把菲利普·罗斯的作品视为不敢触摸的禁区到今天出版他的作品专集，见证了我国学术发展和翻译事业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菲利普·罗斯在这二十多年里，正如他的老朋友艾伦·阿谢尔( aaron ascher)所评价的那样，“这位七十多岁的作家仍然笔耕不辍，坚持不懈地向文学的巅峰前进……”，“即便现在，他也不停息”。当大部分作家可能随着年事的增高而创作激情逐渐淡去，罗斯依然保持高产，其作品在力度和深度方面较之以前的著作也毫不逊色。他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已将一名美国作家能够获得的所有文学奖项均揽入怀中。在白宫，克林顿总统曾亲手为他别上美国国家文学奖章。他的作品全集被收入“美国文库”，分卷出版。这等于宣告了他的作品也可以和麦尔维尔、霍桑、亨利·詹姆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及威廉·福克纳等大师一样成为经典。迄今为止，只有两位作家——索尔·贝娄和尤多拉·韦尔蒂在有生之年享受过这样的荣誉。

《再见，哥伦布》是菲利普·罗斯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和五个短篇小说组成。该书于一九五九年出版后，立刻引起美国文坛关注，当年即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罗斯虽是犹太后裔，却在小说中冷静而客观地揭露犹太教义的陈腐和虚伪，尖锐地嘲讽那些维护传统观念的老一辈犹太人的保守思想和愚昧无知。多少世纪以来，犹太民族没有祖国，家庭的纽带，对许多犹太人说来，是关系本民族生存繁衍的大事。如同旧时代的中国，父母、师长是犹太家庭的霸主，晚辈只能惟命是从。然而在罗斯笔下，这一切都改变了：旧的宗法制度在崩溃，新的反抗因素在滋长。

《犹太人的改宗》就是讲述一个犹太儿童反抗母亲和拉比的有趣故事。主人公奥齐聪明伶俐，爱提问题。他在上神学课时，对于耶稣诞生的大胆发问，似乎是为了维护圣经旧约中有关耶和华上帝的正统观点。但是，问题出自一个孩子之口，既稚气可掬，又异常尖锐，委实弄得那位宾达拉比狼狈不堪。最后，为了当众证明“上帝无所不能”，他竟爬上顶楼以死相胁。读者读到奥齐的母亲和拉比匍匐在地，向站在高处发号施令的一介稚童俯首听命这一情景时，一定会忍俊不禁吧！殊不知，在这幕闹剧的背面，大量的是新旧世界观的冲突；这中间饱含了辛酸的眼泪，回荡着痛苦的呻吟。

在《爱泼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