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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最高纲领还有一级台阶。
表面上这种思考没有任何表现。他甚至害怕自己内心的排斥,更不要说是外面了。与其说是惯性,不如说是健全的理性变得比他本人更强,它操控他的行为、行动方针。别人不敢说,马卡尔采夫可不能不遇到潜流。
有两次曾向他调查,《劳动真理报》中有多少犹太族人。他明白:在捷克事件后,意识形态的肌肉开始绷紧了。他安慰自己道,这是必须的,他会保持分寸的。然而68年12月中旬马卡尔采夫不得不紧张了一阵。
岳母从顿河罗斯托夫来到他家里做客待了两周。她去逛了博物馆,去了国营百货商店和中央百货商店,对长长的排队现象感到赞叹。
“我的女婿负的责任很大,聊天都不行。”她开玩笑地嘟囔道。“不过,我自己也是跑来跑去的……”
“您不要排队了!您写个单子,我派司机去……”
“不行,加里克!别再给您添麻烦了……”
岳母比他大五岁并且她一直强调这一点。一次他回家早了,他在记者之家的全苏记者思想工作会议上担任主席,他累了,想马上躺下。除了岳母外,房间里还坐着一位留着船长式短胡子的陌生人,像现在的学者。小岳母竟然连情夫也养起来了!
客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出了手,仔细看了看他后,用有些刺耳的声音说道:
“亚历山大。”
“伊戈尔。”马卡尔采夫立即回答道,尽管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正式地和人认识了。
“纳斯佳姐姐和他在一个班学习过。”岳母解释说。“他们是好朋友,一起玩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战前在罗斯托夫。萨尼亚正好大学要毕业了。这不找到了。要在大街上我就认不出来了……加里克,您饿了吗?”
岳母出去到厨房去了。
“您是什么系毕业的?”伊戈尔问萨尼亚。他问不是因为感兴趣,而是为了谈话。“是物理系吗?”
“是数理系。”客人说道。
马卡尔采夫甚至没有夸奖自己的洞察力。别的不敢说,人他很快能弄清楚。岳母把盘子放在了他面前:一条冷鸡腿和两只西红柿,这是他喜欢的。
“您吃晚饭吗?”
“谢谢。”客人嘟哝道。
他不是很健谈。
“他不想吃。”岳母解释说。“他说他饱了。而我晚上要保持身材。就像法国人说的,一分钟在舌头上,一辈子落在大腿上。”
“您是《劳动真理报》的编辑?”亚历山大瞟了一眼红色的新鲜的12月的西红柿。
不清楚的是,他问这个是想请求办什么事(求报纸主编办的事是有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对此不感到惊讶,认为是应该的就尽可能帮忙),还是也纯粹出于礼貌才问的。
“对,我是记者。”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稍加纠正并有腔有调地说。“三十岁时给自己配副眼镜,三十五岁时得上黏膜炎,四十岁时说,伙计们,‘再见’,四十五岁时会被杀害或者死去……”
“这是谁的作品?”
“民间的。年轻的记者们喝点酒后唱的。年长并且越过了界线的人是不会说的。”
“您多大了?”
“满五十六岁了。”
“这么说来,并非所有的预言都会实现!”客人再次瞟了一眼鲜红的西红柿。
“可是我有神经根炎,肝有点毛病。”马卡尔采夫笑了笑。
“物理学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临界点。水,水,突然在临界点后是冰,另一个质。我想,人的临界点是相对的。”
“那你的身体怎么样,萨尼亚?”岳母问道。
“十年以前,我以为,我的临界点到了。医生们吓唬说:你死定了。可是我自己尽力帮助了自己。哦,我该走了。我晚上也工作……”
“您在保密的研究所工作?”马卡尔采夫问道,他再次相信没有弄错,因为大多数研究机关都是邮政信箱代号。
“基本上是!”客人站了起来。“祝您健康!”
他们彼此握了握手,然后岳母去送自己姐姐的同班同学去了。走廊里可以听到他们压低的说话声、笑声。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把盘子挪开,倒了半杯博尔若米矿泉水,喝了下去,等了等打嗝,用嘴唇从万宝路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后美美地深吸了一口。岳母回来了。
“喜欢我的客人吗?”
“总体上说……”马卡尔采夫有分寸地嘟哝了一句,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可他是个多谦虚的人呀!要知道全世界都在谈论和写他!”
“全世界?”马卡尔采夫从嘴里拿出了香烟。“他是什么人?”
“有时您让我吃惊,伊戈尔!索尔仁尼琴。”
“索尔……”马卡尔采夫咳嗽了起来。
“有什么奇怪的吗?”
“没有,没什么……”
他站起来躲进了卧室。
当决定是否在《新世界》刊登《癌病房》的问题时,更愿意在幕后的瘦削同志把书稿交给马卡尔采夫看一看。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三天后把大样还了回来。
“怎么样?”那个人问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等候答复。”
“我不知道。如果删除那些暗示,那么,也许,批准?”
“我和你能正确地理解。可是群众呢?再说了,要是批准了,明天会请求批准更加尖锐的东西!索尔仁尼琴——不是我们的人。”
怨气首先发在了岳母身上。马卡尔采夫在卧室里踱了一阵,重新走了出来。岳母正在厨房洗餐具。
“请注意,您的萨尼亚,”他有意不想说出姓来,“很快会因为反苏言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这会是个大错误!以前曾经骂过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可现在呢?”
“您起码知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