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贡献给了上面。与福米切夫的友谊是个例外，但也开始变成累赘。

“随你怎么想，”听了丈夫的讲述后季娜伊达说道，“只不过这个友谊不会给你增添光彩。人家可都知道这个，而且大家都在说：‘福米切夫给撤了职，可马卡尔采夫和他合得来！’”

“不，吉娜，我不能拒绝福米切夫！”

她看到，丈夫在受煎熬。

“你也不要拒绝！逐渐地疏远他，像大家做的那样……他是聪明人，会明白的。可要是你，但愿不要如此，落到了他的境地，他是不会客气的！”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妻子就去睡觉了。可早晨，当福米切夫打电话给他并告诉说，他第三次努力争取中央接见并且又失败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

“听我说，应该和你商量一下，诚实地，按党性原则。”

“明白你的意思了，”对方立刻回答道，“我现在就赶来。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而建议嘛，我高兴……”

“恰恰不需要赶过来……”马卡尔采夫在寻找合适的字眼，他甚至因为对自己生气挥了一下手。“你要知道……要不然，我们最好等等再说，你怎么想？这里说什么的都有……”

“是谁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流言蜚语，你别在意。但是我过后才能更好地帮助你，如果现在不说我们是自己人的话……你听到吗？”

“听到了。”

“你怎么认为？”

“我明白了，马卡尔采夫。”

“你明白什么了呀？你恐怕是生气了，可却什么也没明白！我在说正事，可你却动了感情。我会接你的电话的。就是别惹人注目。我说得对吗？”

“对不起，”福米切夫打断了他，“我没时间和你商量。这不老婆让我去市场：商店里什么也没有，可东西得吃呀！再见！”

从那时起他们一次也没有见过面、谈过话。马卡尔采夫想起来时把手伸向电话。号码他很熟悉并且从来不让安娜·谢苗诺芙娜给他接通。但是每次当他决定要打电话时，他都会被急事打断。

5.冰山

似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是昏昏沉沉地躺着，但是他的大脑在紧张地工作着。心动扫描器在一旁轻轻地嗡嗡着，记录下主编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并且这嗡嗡声没有妨碍，甚至还帮助他思考。在氧气罩下呼吸得轻松些。

是星期四，2月27日。灾难在星期三突然降临。

马卡尔采夫从星期一开始回忆以前的几天，因为星期天在季娜伊达的坚决要求下，他们难得地去了趟一日疗养院，并在巴尔维哈的松林里散了散步。他们在公园里徘徊，参加了庆祝苏联军队节的节日午宴，然后在带电视机的两间一套的房间里休息。人们给马卡尔采夫做了按摩，建议他做瑜伽练习以缩小越来越大的肚子，在游泳池给他安排了专人教练。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按老规矩鄙视所有他应该享受的服务待遇。在鄙视的同时，他在其他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给自己树了敌，但是换一种方式他做不到。

一天下来他疲惫不堪，焦躁不安，由于无所事事而筋疲力尽。星期天的后三分之一时间他还是坐了下来打电话，并且和需要的人谈过后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季娜伊达责备地看着好不容易才打上电话的他。

“你怎么了？”他问道。

“进棺材你也要随身带着电话吗？”

廖沙送他们回家后他们有些困乏无力，但还是得到了休息。马卡尔采夫夫妇躺下睡觉时还不到十二点。他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回忆，这是因为上个星期一切都平静，星期天着急只是因为无事可做，而因为这个，他相信，心肌梗塞是不会发作的。

这样一来，星期一，1969年2月24日，早晨差一刻十点，马卡尔采夫给安娜·谢苗诺芙娜打了电话。《劳动真理报》的工作日在十一点开始，大多数员工到十二点前来上班，只有打字室十点开始上班。洛科特科娃九点半出现在接待室，好有时间让吸烟吸得满是烟味的主编办公室通通风并挑出急件让他亲自签字并审看。此外，她把带有姓名的卡片插入写有“值班编辑”、“值班副责任秘书”和“清样通读者”字样的展示板的开口中，为的是让所有人看到，今天谁要交上通读材料，在谁那里取得“紧急见报”的签署证明以便优先在打字室打印，谁把文章排在新一期的版样中，标明字体和排版的宽度。

一劳永逸地串成一条线的这一串业务与马卡尔采夫无关。他可以在晚上看已经排好版的版面。但也可以不看。没有他报社里也有人可以排上、撤下、检查、补充并删减文字。只有原则性的重要的文章他才会亲自在排版前审看。但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生活在30年代的传统中，他热爱报纸的幕后活动，他喜欢投入。

他亲自到各部去转转，询问谁在关心什么，甚至可以跟普通的员工交谈起来，他熟悉其中大多数人的面孔和名字。副手们是他的影子，他替他们工作，而他们在办公室里为自己拟定次要的事情。马卡尔采夫喜欢别人简要地向他阐述未来文章的实质，提一句他就能理解并催促道：“下面的！结尾是什么？结论呢？”当然，他首先关心的是战略，即长时间期期延伸的题材，还有另一些题材有计划地空缺，这也是他负责的报纸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意义和大目标不是在编委会上领悟到的。因此他星期一早晨打了电话，让其他人不要等他：他参加思想会议。他去了中央委员会，尽管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

在中央委员会的走廊里他遇到了老同志们。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