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掉了标题并写道：“我们抗议！”他知道，任何运动都是逐渐地升温，所以需要留下煤油备用。

一天过后，霍穆吉洛夫给马卡尔采夫打电话，批准了安排见报。报纸出来了，于是他想道，岳母忍不住会向他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话。但是晚上季娜伊达说，她送母亲上了火车。母亲本想留下来过新年，可是今天突然改变了主意。

“哪怕打个电话告个别呀。”他说道，心里满意的是，她没有打电话。

“她让我吻吻你。”

就是说，岳母什么也没告诉季娜伊达。

“让她完全搬到我们这里来住也行……”

“她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加里克，你知道的！”

在《劳动真理报》发表文章之后，反索尔仁尼琴的运动得到了所有报纸、塔斯社以及国外一些政党报刊的支持。马卡尔采夫在思想会议上因正确的路线受到了表扬。他差点再次碰上树枝，但是顺利地躲过去了。

在这些行动中有着特殊的乐趣：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要按上面需要的方式做事，尽管你个人也可能不同意什么，甚至有不同的看法。是的，是有不同，因为你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成员。但当然是内心不同意，不表示出这一点来。你有义务按照要求行事。抽象的原则与不问政治的良心之间的区别的根源就在于此。

年轻时马卡尔采夫痛苦过，他感到，他个人的尊严有时由于必须执行荒唐的命令而受到侮辱。因此他找到了出路：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是，如果他本人还在决议之前就能领悟，在此刻什么符合上面的精神，什么不符合。而不好的、智力有限的领导在等候指示。尽管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但由于预见意味着根据还没有传来的决议行事，根本性的区别毫无疑问，就像是“预料到”与“使满意”两个词之间的区别。马卡尔采夫没有假意谦虚地认为自己属于好的成员。

然而他在生活中的前进并不轻松，没有避免道义上的不适。他有过一个亲近的朋友，或者很要好的人，问题终归不在于名称。无论如何，不是外人，不像索尔仁尼琴，没有触犯任何私人的东西。同安德烈·福米切夫，《莫斯科晚报》的编辑，他有时见面次数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他们定期通电话。安娜·谢苗诺芙娜知道：无论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都要立即接通福米切夫。

他们是一起开始的。两人都热爱报纸事业，两人都精力充沛，两人都成功地避免了一定时期中的麻烦，尽管两人的地位以前都岌岌可危。也许，于事有补的还有他们彼此事先警告对方的失误。不管怎样，但他们平安无事，甚至还成长起来。马卡尔采夫走到了前面，而福米切夫在市晚报变老。

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永远有讨论的话题。他们讨论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在中央开会时他们在走廊找到对方并坐在一起。哦，至于业务上的请求——安排一篇应该安排的材料见报，但因为某种原因在自己报纸上不方便——这时肯定是开绿灯。他们彼此不是称呼名字，而只是姓氏——习惯这样了。他们的妻子也这样叫他们。福米切夫在赫鲁晓夫时彻底失败了，荒唐而且是在瞬间，连和马卡尔采夫商量也没有来得及。

塔斯社关于发送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的报道在他的确安全着陆后很快传了过来。这时，新一期《晚报》福米切夫已经签字付印了。那时不像现在，在塔斯社的报道上有指示，所有报纸是否必须刊登，在哪一版，配发照片还是不配。福米切夫犹豫起来。把报道安排到报纸上就意味着延误报纸的出版。市委是不会赞成的。再说通过广播电台已经知道新闻了。当召他去中央委员会时，他还没有猜到原因呢。当看到面前的赫鲁晓夫以及政治局全体委员时，他完全慌了神。

“对了，同志们！”赫鲁晓夫说道，“昨天我在别墅翻开《晚报》看到，上面没有关于加加林的一个字！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就连资产阶级的也在内，都报道了这件事。只有两个人没有相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福米切夫同志。结果是什么呢？福米切夫比资产阶级的编辑们还差。”

一瞬间福米切夫的脸上布满了红斑，他像在课堂上那样惊慌地举起了手，他感到，趁还不晚的时候应该解释差错，他用哆嗦的声音说道：

“请允许我说……问题在于，我作为编辑……”

“您，福米切夫，”赫鲁晓夫风趣而中肯地反驳道，“已经不是编辑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被打蒙了的福米切夫晚上来到了马卡尔采夫家。他们喝了酒，趁着季娜伊达给他们做饭并让他们就着伊戈尔特别喜欢的烤饼喝加桂皮的浓茶时，他们全面讨论了局面。

如果是市委撤职的话，可以在中央想办法把撤职改为严厉申斥或者调到另一家报纸，尽管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小。嗯，可要是赫鲁晓夫亲自撤的职，福米切夫可以自豪的就只有，任命他的是市委，而解职的是政治局了。

福米切夫不知怎么立刻变得沮丧了，背驼了起来，他开始每天到马卡尔采夫那里去抱怨不公平，请求录用他担任一个小职务。嗯，比方说，当一个部的编辑。

“想都不要想！”对方激动地叫道。“你凭什么要这样的降级？众所周知，党的老马是识途的。”

实际上不同上面协商马卡尔采夫是不能录用他的，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协商。他早就意识到了不结交朋友的必要性。和他们一起永远要比和下属困难，他们要求真诚和内心的力量，可马卡尔采夫把这些力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