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在走廊里女通信员叫住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她从车间带来了刚刚压印出来的版面，以为主编会想哪怕是边走边再看一眼。

“交给亚古博夫吧。”他一反寻常地吩咐道。

在车里他机械地把纸包放在了后座上，但马上又把它拿在了手里。他不止一次地听说，如何彼此转交私自出版物并且这是如何危险。他总是嘲笑这种活动。廖沙瞟了一眼领导，没有做声。

季娜伊达没有迎接丈夫，就是说，她在睡觉。最近她经常早早地躺下：她说她感到累，但是她有什么特别可累的？鲍里斯也在家，这次音乐显得天籁般低微。他没走出来，马卡尔采夫也没有去看他：孩子平静下来了，谢天谢地。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厨房里把没洗的盘子推到一边，从灶台上拿起变冷了的咖啡壶并想给自己倒咖啡。壶嘴里冒出了少许咖啡渣。儿子赶在前面喝光了咖啡。马卡尔采夫骂了句娘，与其说是动真格的，不如说是顺口，他拿起纸包去了自己的书房。从小柜子里拿出了一瓶出口的库班牌伏特加酒，倒了一高脚杯。旁边是一小瓶药店里见不到的血管舒张药。这么说，季娜伊达特意去了一趟专门门诊部买的。他往伏特加里滴了二十滴血管舒张药，皱了下眉头，喝了下去，打开了小灯并在沙发上躺下。

他不想立刻开始看。出于职务关系，马卡尔采夫多年来逐行地过目东西。在给自己报纸的文章和给中央的材料中他事先知道会看到什么，因此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偏向”的内容上。

他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报纸当做与内容无关的对象加以喜爱。他相信，即便是其中必备的材料也比其他报纸更有吸引力，影响更强。马卡尔采夫有些鄙视那些慷慨签名赠书给他的著名苏联作家。他把图书分配处给他单独放起来的稀缺的外国小说带回来给妻子。严格地说，他向来不读书，但是履行义务。他可以用重量或长度米衡量所读的东西。就像一个戴着镣铐的奴隶，他必须把这些石头推走。每次他都克制自己，尽量匆匆地一扫而过，减轻负担，尽快看看结尾，只求确信正确然后签字。

这样的书他就更不喜欢看了。它们会使人脱离常轨。他发觉自己已经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哪怕自己和自己争论了。几十年来他坚信：一切进行得很好并且换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读到似乎有些事情不正确时他会生气。听到说一切都不正确时他简直怒不可遏。说到底，难道这不是自由的权利——拥有那些他早就有的信念？为了提神，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并一饮而尽，没有就着东西，只是皱了皱眉。他伸直身子趴下，把小灯转了过去，好不让灯光刺着眼睛，然后开始了阅读。

9.阿斯托尔夫·德·库斯汀男爵

1839年的俄国。私自出版，1969年。

（灰色文件夹手稿中引起伊·伊·马卡尔采夫特别注意的片段）

私自出版者的序言

我们建议渴望读懂本书的人回顾过去。读完德·库斯汀男爵的书后，尼古拉皇帝把它扔到了地板上并喊道：

“是我的过失！我为什么和这个坏蛋谈话了？”

而事实上他和库斯汀谈话时，在极力地美化自己和俄罗斯。

这位到过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的法国旅行者的札记曾多次以欧洲所有语言出版。在我们的祖国它被立即禁止了，并且在随后的一百三十年里终未能完整出版，尽管曾两次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1910年出版了由В.涅恰耶夫所做的本书的简要复述，书名为《尼古拉的俄罗斯》，书中仔细地删去了批评内容并加上了对沙皇宫廷的阿谀奉承。1930年全苏政治苦役犯及移民流放犯（很快被重新监禁）协会出版社以同样的名字出版了本书，发行量为四千册，译者为Я.格森和Л.多姆戈尔，他们把作者称为阿道夫。遗憾的是，删除了“不总是与正题有关的历史插笔”和哲学思考，而在批评的地方在“俄罗斯”一词前把形容词“沙皇的”加入了正文。注解说服书刊检查机关，该书已经变成了十足的“历史文件”。这些辩解没有挽救出版社免于被取缔。这样，3处20把接力棒交给了国家联合政治管理局：无缘看到库斯汀男爵的作品，赫尔岑称之为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俄罗斯的无疑是最出色和最聪慧的书。

考虑到条件和能力，我们对德·库斯汀男爵《1839年的俄国》（“La russie en 1839”par LeMarquis de Custine）一书的翻译工作进行得缓慢，但是我们急于传播第一个草稿版。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比在我国被禁的М.德吉拉斯、R.康奎斯特、J.奥威尔、А.И.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更深刻，因为它审视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层次，我们最近半个世纪一直在呼吸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气息，它审视的是我国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库斯汀的部分思想成了应验的预言，另一部分证明，在我们的祖国，从约翰·巴克莱（1582—1621）时期起什么也没有得到改善，他曾写道：“这（莫斯科维亚人21）是天生当奴隶并残暴对待自由的任何表现的民族；如果受到压迫，他们温顺，并且不拒绝桎梏。”

然而我们不会强加自己的观点，以免与我们的某些同胞同流合污。我们让库斯汀本人发言。

这里马卡尔采夫打了个哈欠。他看得很肤浅，没有特别深入理解文本，从一段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