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红得吓人。毫无例外：乔利有着全镇最丑陋的眼睛。

“哦……臭娘儿们！”

“我说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这屋里冷得像巫婆的奶头。你喝了见鬼的威士忌，感觉不到有多难挨，我可冷得要命。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做呢，我可不想挨冻。”

“走开。”

“除非你给我弄点煤来。如果我像头驴一样辛辛苦苦干活，却连取暖的权利都没有，我何苦呢？你什么都弄不回来。要是都指望你，我们全死干净了……”她的嗓音扎得人脑袋生疼，“……你以为我会冒着严寒亲自跑到外面去弄煤吗，休想。”

“你怎么去弄关我屁事！”乔利的喉头顿时冒出杀气腾腾的气泡。

“你得起床醒醒酒了，你到底去不去给我弄煤？”

没动静。

“乔利！”

没动静。

“你今天早上可别惹我，伙计。你要是再吐一个字，我撕了你！”

没动静。

“行！行！可如果我打了喷嚏，只要打一个，愿上帝保佑你那可怜的屁股吧！”

这时萨米也已经醒了，可还在装睡。佩科拉依然紧紧地缩着肚皮，不敢大声喘气。他们俩都知道布里德洛夫太太自己本可以，而且也会去棚子里搬煤，说不定她其实已经搬回来了，或者也可以让萨米或佩科拉去搬。可是昨晚没有争吵，这种悬而未决之感就像一段哀乐中的第一个音符在郁闷等待的空气中蓄势待发。酗酒这种蠢事，无论多么司空见惯，最后总要仪式性地了结。布里德洛夫太太琐碎而毫无特色的日子，就是由这些争吵来辨认、归类与区别的。正是它们赋予生活的每时每刻以实质性内容，否则，日子就会暗淡无光，完全被遗忘。争吵缓解了贫穷带来的无聊，给死气沉沉的屋子增添了亮色。在这些打断日常生活而其本身也已成为常态的争吵中，她能够展示自认为属于真实自我的风格和想象力。剥夺这些争吵无异于剥夺她生活的全部激情与合理性。乔利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和暴戾性情给他们俩提供了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必要材料。布里德洛夫太太自认是个正直、虔诚的女信徒，备受一个无用男人的拖累，而上帝派自己来惩罚他。（当然，乔利已经没有获得救赎的希望，而救赎与否亦不重要—布里德洛夫太太感兴趣的不是作为救世主的基督，而是作为审判官的基督。）经常能听见她与耶稣谈论乔利，请求主帮助她“把这个混账东西从扬扬得意的云端打落下来”。有一次，醉醺醺的乔利差点一跤跌进红彤彤的煤炉，她当即尖叫道：“收走他，耶稣！收走他！”如果乔利不再喝酒，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耶稣。她疯狂地需要乔利的罪孽。他堕落得越深，越放肆，越不负责任，她和她的使命就越崇高。这一切都打着耶稣的名义。

同样，乔利也极其需要她。在他厌恶的事物当中，她是为数不多他触手可及且可以伤害的一个。他把无名的怒火和无法实现的欲望通通发泄在她身上。他可以恨着她，自己却毫发无损。还很年轻时，乔利初尝禁果，正如饥似渴地跟一个乡下小姑娘在草丛里寻欢作乐，不想受到了两个白人的惊吓。那两个男人拿手电筒正对他的屁股照着。他停下来，惊恐万状。他们咯咯地笑起来，没有移开光线。“接着干啊，”他们说，“继续干，把活干完。黑鬼，好好干个痛快。”灯光仍然没有移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利并不恨那两个白人，却痛恨和鄙视那个女孩。只是隐约想起这个片段，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侮辱、失败乃至挫折，都会刺激他逃进堕落的避风港，对此连他自己—但也只有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不知怎的他就是无法让别人震惊，震惊的从来只有他自己。所以他也就放弃去做什么惊人之举了。

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厮打跟做爱简直如出一辙，同样遵循着某种说不清的野蛮定式。他们彼此心存默契，不将对方置于死地。他打她就跟懦夫打人似的—用双脚、手掌和牙齿。而她呢，则完全用女性的手段予以还击—用平底锅、拨火棍，偶尔也拿熨斗砸他的脑袋。打斗期间谁都不吭声，既不呻吟也不辱骂。只有东西落地和毫无新鲜感的身体互相碰撞的声音。

两个孩子对这些冲突的反应各不相同。萨米往往会咒骂片刻，或者索性离家出走，抑或自己也投入战斗。听说，到十四岁时，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不下二十七次。有一回，他甚至跑到了水牛城，在那里待了足有三个月。无论是被强行送回还是环境所迫，他每次回来时都闷闷不乐。另一方面，佩科拉受年龄和性别限制，只能想方设法地去忍受。虽然应对的方法在变，痛楚却深刻而又长久。她在两种愿望之间挣扎，要么强烈地渴望一方打死另一方算了，要么恨不得自己一死了之。此刻她正小声嘟囔：“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千万别打。”佩科拉跟萨米和乔利一样，总是管她妈妈叫布里德洛夫太太。

“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可千万别打。”

然而布里德洛夫太太还是打了。

毫无疑问，布里德洛夫太太能打这个喷嚏完全是蒙上帝眷顾。她只打了一个。

她端起满满一锅凉水冲进卧室，照着乔利的脸泼过去。乔利坐起身来，呛得连咳带吐，他光着脏兮兮的身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做了个凌空拦截的动作，搂住老婆的腰，两人摔倒在地。乔利把她拎起来，又用手背把她打倒。她坐在了地上，后背抵着萨米的床架。她没有松开那口铁锅，用它使劲撞击乔利的大腿和裆部。乔利一脚踩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