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卫生。她丈夫撒尿都不对准马桶。这种恶心的白人干的恶心事多着呢。可是，要不是乔利找到我干活的人家去了，我还会继续干下去。他喝得大醉，闯到人家里来要钱。那个白种女人看见他时气坏了。她想装出强硬的样子，可实际上害怕极了。不管怎样，她让乔利马上出去，否则就叫警察。他对人家骂骂咧咧的，还要拖我走。我本想给他脑袋一下，可我不想招惹警察。所以我拿起自己的东西就走了。我想回去接着干，可是如果我继续跟乔利生活，她是不会再要我的。我离开乔利，她才肯留下我。我考虑了很久。可后来，我觉得一个黑女人为了一个白女人离开自己的黑男人，这事恐怕有点不明智。她欠我的十一块钱一直没给。这让我很伤心。煤气公司把气掐了，我都做不了饭。为了拿回钱，我差点儿都跪下求她了。我去找她。她张狂得像个泼妇。一个劲儿地说我还欠她工作服的钱，还说她送过我一张旧床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欠她的钱，可我需要钱。她毫不松口，即便我向她保证乔利再也不会上她家来也不行。后来我实在绝望了，问她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对我说，我不该被男人利用。我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付账单是我丈夫的职责，如果他 没这个本事，我就应该离开他，等他给赡养费。就这么简单。但他从哪儿给我拿赡养费呢？我看她不明白我只想从她那里要回十一块钱去付给煤气公司，这样就能做饭了。这么一桩事她那榆木脑袋就是弄不明白。‘宝琳，你会离开他吗？’她不停地问。我以为只要我说会，她就会把钱给我，于是我就说：‘会的，太太。’‘好啊，’她说，‘你离开他，然后回来工作，过去的我们就让它过去吧。’‘今天我能拿到钱吗？’我问。‘不行，’她说，‘除非你离开他。我完全是为你和你的前途着想。他有什么好的，宝琳，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对这样一个女人你能回答什么呢？她连男人有什么好都不知道，嘴上说是替你的前途考虑，可就是不把属于你的钱还给你，有了这笔钱你就可以买点鬼话之外的东西填饱肚子。我就说：‘没什么好的，太太。对我来说，他确实没用。尽管如此，我想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她站起身，我就走了。到了外面我感到裆部好痛，我太想对那个女人解释明白，双腿夹得死紧。不过，现在我想，她是不会明白的。她嫁的男人脸上长着一道切口，而不是嘴巴。所以，她怎么会明白呢？”

某年冬天，宝琳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利，让她意外的是，乔利很开心。他开始不怎么酗酒了，回家也越来越频繁。他们的关系又缓和了，回到结婚后不久那段日子的状态，那时乔利常问她累不累，要不要到店里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下，宝琳不再做日工，又回来料理家务。然而弥漫在那两间屋子里的孤独并没有消失。当冬日的阳光落在厨房中的椅子斑驳的绿漆上时，当锅里煮着熏猪蹄时，当楼下运送家具的卡车便是她能听到的所有声响时，她就会想起老家，想起那时自己大部分时间里同样孤单，可是那种孤单却不一样。后来她不再盯着绿漆椅子和运货卡车了，开始经常去看电影。在黑暗中她的记忆又鲜活起来，又陷入了昔日的憧憬。除了浪漫的爱情，她又产生了另外一份幻想—美丽的外貌。这也许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两种幻想。二者都源于忌妒，在缺乏安全感时最为活跃，终将以幻灭结束。她把外貌美与道德美等同起来，剥离自己的思想，将其束缚，然后成堆地收集自我轻贱。她忘记了肉欲和朴素的关怀。她认为爱情就是占有式的交配，视浪漫为精神的最终目标。在她看来，这就像某种源泉，她将从中汲取最具毁灭性的情感，欺骗爱人，试图囚禁被爱的人，想方设法束缚自由。

受到电影的熏陶后，她再也无法不用绝对的美的标尺来衡量自己见到的每一张脸，这个标尺完全是她从银幕上学来的。她终于在那里找到了幽深的树林、僻静的小路、重重河岸，以及温柔的眼睛。在那里，缺憾变成完美，盲人重见光明，瘸子扔掉拐杖。在那里，死亡并不存在，人们举手投足仿佛都合着乐拍。在那里，黑与白的形象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壮美的整体—都是通过头顶和身后的光线投射出来的。

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娱乐，她却从中学会了如何去爱和恨。

“我唯一感到快乐的时光好像就是在电影院里。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往往电影还没开演，我早早就去了。他们把灯都熄灭了，影院里一片漆黑。接着银幕亮起来，我会立即沉浸到影片中。白种男人对他们的女人真是太好了，他们都衣冠楚楚，住在干干净净的大房子里，澡盆和马桶放在同一个房间。这些影片给了我莫大的快乐，可是也让我感到难以回家，难以凝视乔利。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得有一次去看克拉克·盖博和琴·哈罗的影片，我把头发梳得高高的，像我在杂志里看到的她的发型那样，发缝留在一边，前额上只有一绺卷发。样子很像她。反正差不多吧。总之，我就把头发梳成那个样子坐在影院里，觉得挺开心的。我想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就出去买了些糖果。我又坐回原位，美美地咬了一口糖，那糖把我的一颗牙扯了下来。我差点儿哭出来。我的牙齿挺好，印象中没有一颗烂的。我相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