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残疾，假装它压根不存在，而是把它当成了某种别致甚至可爱的东西。宝琳第一次感到自己那只跛脚成了某种资本。

他的抚摸既有力又温柔，跟她从前的憧憬完全一样，只不过没有阴郁的落日和孤单的河畔。她感到安全，满心感激；他很善良，活力四射。她从没想过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多的笑声。

他们同意结婚，然后到遥远的北方去，乔利说那儿的炼钢厂急需工人。他们来到俄亥俄州的洛林，那时他们年轻，相爱，精力充沛。乔利很快在钢厂找到了工作，而宝琳开始料理家务。

后来她的一颗门牙掉了。不过也许那儿早就有了个小斑点，那个褐色斑点很容易被误认为食物，但却连续几个月粘在牙上不动，然后逐渐变大，腐蚀掉牙齿表层，接着深入到褐色的里层，最后侵入牙根，好在神经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既没引起关注也没让人感觉不舒服。后来，已经逐渐适应这种毒害的脆弱牙根，某一天终于对重压作出了反应，那颗牙掉了，留下参差不齐的茬儿。然而最初，即使在小褐斑出现之前，也肯定早已有某些因素和条件，促成了这件事的发生。

俄亥俄州的这个蓬勃发展的年轻小镇坐落在平静、蔚蓝的湖边，连小街小巷都铺着水泥，以与奥伯林市关系紧密为荣，十三英里之外就有地下火车站，这个不同种族的熔炉位于美国边境，面朝寒冷却宽容的加拿大—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会出什么问题呢？

“那时我和乔利相处得挺不错。我们来到北方，想象中可以干的活不少。我们搬进一个家具店楼上的两间屋子。我开始做家务，乔利在钢厂上班，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当。我不知道究竟怎么了。一切都变了。在这里认识个把人挺难的，我很想念自己的熟人。我不习惯跟那么多白人打交道。我过去见到的那些白人虽然挺讨厌，可是他们不会总在你身边打转。我是说，跟他们交集不多。只是偶尔在田里或杂货店遇上。尽管他们无时无刻不想压着我们。而在北方，他们随处可见—隔壁，楼下，充斥着大街—有色人种却很稀少。北方的有色人种也不一样。都是势利鬼。论卑鄙不比白人逊色。他们会让你感觉自己人微言轻。我想不到他们也这样。那是我这辈子感到最孤单的时候。记得我总是坐在窗边等乔利三点钟下班回家。我连只可以说说话的猫都没有。”

在孤独中，她从丈夫那里寻找安慰和快乐，寻找填补空虚的东西。家务活没有那么多了；只有两间屋子，没有院子打扫或在里面转悠。镇上的女人们都穿着高跟鞋，当宝琳也试着穿起来，她从拖步变成了一瘸一拐。乔利待她依然不错，可是开始排斥她对他的依赖。两人说话越来越少。他能轻易地找到人和事不让自己闲着—总有人上楼来找他，而他也很乐意陪这些人，让她一个人待着。

宝琳跟自己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黑人妇女在一起时也感到不舒服。她们喜欢取笑她，因为她总是弄不直自己的头发。当她试着像她们那样化妆时，效果却糟糕极了。她们对她的口音（比如管孩子叫“孩只”）和打扮投来的那种蔑视的目光和窃窃私语，激发了她买新衣服的渴望。当乔利开始为钱的事跟她争吵时，她决定出去工作。白天干零活让她有了点闲钱买衣服，她甚至还买了几件家用品，可是这些都无助于改善跟乔利的关系。他对她买的东西很不满，并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他们的婚姻因为吵架而破裂了。她还不过是个小姑娘，在等待幸福的巅峰，等待在自己的前路逐渐暗淡之际会有敬爱的上帝靠近她，向她伸出手来。直到此刻她才稍稍明白了所谓暗淡的含义。钱成了他们每次谈话的焦点，她的钱买了衣服，他的钱买了酒。令人悲哀的是，宝琳并不真心在意穿着打扮。她仅仅是为了博得其他女人对自己的模样投来赞许的目光。

打了几个月的日工后，她在一个不是很富裕却处处张扬的人家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

“乔利变得越来越卑劣，老想揍我。我也不客气。只能如此。好像我整天不是在给那女人干活就是在跟乔利打架。好累啊。可是我不想丢了工作，尽管给那女人干活可不是简单的事。与其说她抠门还不如说她头脑简单。她全家都是这样。自家人彼此都处不好。别以为有了那样漂亮的房子，有了那么多钱，他们就会和睦相处。她会为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大吵大闹。如果朋友打来电话后匆匆挂断，她也会哭哭啼啼。她该庆幸自己还有部电话机，我还没有呢。我想起有次那个被她送进牙科学校、当了医生的小弟弟举办了一个大型派对而没有请他们去，他们为此大闹了一场。一连好几天，全家人个个抱着电话不放，没完没了地抱怨这事。她问我：‘宝琳，如果是你的亲弟弟举办派对却不请你参加，你会怎么办呢？’我说如果我真想去的话，无论怎样都会去。不在乎他怎么想。她轻轻地倒吸了口气，好像我说的话太傻了。其实我总觉得她才傻呢。谁告诉她弟弟就是朋友了？同一个妈生的孩子不见得会彼此喜欢。我试着让自己喜欢那女人。她给我东西时挺大方的，可我就是没法喜欢她。刚对她培养出点好感，她就会干些傻事，并开始指点我该怎么清扫和干活。如果我不管她，她准会被灰尘淹死。小鸡和馅饼都不需要我跟在后面收拾，不像他们家的人，连怎么擦屁股都不会。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给他们洗衣服。他们也不会好好撒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