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派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派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协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进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倒是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已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一词最先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文章，再其后才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在今天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老百姓的直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要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人们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四、空气中弥漫着大国崛起的兴奋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位广州的朋友和一位北京的朋友在我家争了起来。

那时，全国人民都中国在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主办国，那时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国崛起的兴奋。

广州的朋友说，即使中国申办成功了，也不应在北京举办，而应在广州。世界如果真给中国一次机会，中国也应该给广州一次机会。只有在广州举办，才有赚大钱的可能。

北京的朋友说，你们广州人，怎么开口闭口地除了钱就是钱？难道在你们看来，申办奥运仅仅是一次商业行为吗？

广州朋友反唇相讥，怕的就是你们北京人只讲社会效益，只讲精神满足，而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凭什么为了满足你们北京人的虚荣心理，到时候我们广州人要往外掏钱？

北京朋友生气了，竟拍起了桌子，说广州朋友出言带有诬蔑性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优惠政策向广州方面倾斜得够多的了，居然还觍着个脸敢同北京争夺举办奥运的机会！就是在你们广州举办，你们有能耐，大大地赚了一笔钱，能舍得分给全国其他兄弟省市一点点吗？

广州朋友恼羞成怒，也拍起了桌子。要是在你们北京办，你们要是办赔了，全国各兄弟省市都跟着亏本！

北京朋友嚷，只要在北京办，影响就是世界性的，就会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赔了也值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用钱买不到的。

广州朋友嚷，都什么时代了，你们北京人还没学会算经济账！中国真该考虑把首都迁到广州去！那中国就会更加高高地腾飞了！

“你们广州人都是些往钱眼里钻的家伙！”

“你们北京人嫉妒广州人比你们先富了起来！”

他们竟至于争得面红耳赤。

我不得不将他们都撵出家门，独自地想——分明的，北京人和全国的人越来越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世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有股“牛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的好话。可最近一两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猾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崇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有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罢了；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