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看到白色画布上有高低起伏，有阴影和凹陷。上面涂了一层层的白漆，底层有不确定的颜色，隐藏着什么桃红色的东西。你心想，或许画布根本不是空白的。或许图像被覆盖，被白色抹去了。事实上，单靠裸眼永远无法发现真相。但如果你闭上眼睛，如果你用手抚过凹处和石膏的纹理，允许高低起伏的真相渗透出来，然后，或许一幅场景的轮廓就会开始铺展。

是火焰，以及一栋建筑的略图。

剩下的交给你的想象。

曝光

汽车喇叭吵醒了他，坚持不懈的长音。蕾拉走了，喇叭声再次响起。斯科特站起来，裸体走向窗户。外面是一个新闻摄制组，卫星新闻车停在路边，接收天线已经架好。

他们找到他了。

他退离窗帘，找到遥控器，打开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一栋房子，白色的三层建筑，蓝色窗户，黑色星星，在纽约城里一条绿树成荫的街上。他就站在这栋房子里。一条新闻在房子的下方滚动播放，展示着文字与数字—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点，道琼斯指数上涨116点。屏幕的左手边，比尔·康宁汉占了一个画框，正倾身俯向镜头。

“—显然，他正和名声在外的激进的女继承人同居，她的父亲去年给左派事业捐了四亿美元。你们要记得，亲爱的观众们，他就是那个试图买下2012年选举的人。好吧，这就是他家的小女孩。不过—她不再是小孩了—来看看她今年早些时候在法国参加电影节的照片。”

屏幕上，房子的画面滑进一个小框里，主要窗口被蕾拉的静止图像替代，是一系列身着暴露礼服的照片，从街拍杂志和丑闻小报上裁下来的。还有一张长焦拍摄的她穿着比基尼的照片，是在一个男演员的游艇上。

斯科特好奇蕾拉是不是在屋里，正看着这些。

就好像听到了他的想法一样，公寓的门开了。蕾拉进来了。她的打扮像是要开一天的会议。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说，“我发誓。”

斯科特耸耸肩，他从来没有这种假设。在他的思维里，他们两人都是濒危物种，在换毛的过程中被一个有控制冲动障碍的好奇小孩发现。

屏幕上，他看到15面挂了窗帘的窗户，一扇狭窄的前门被刷成蓝色，两扇汽车库门也是蓝的。唯一遮掩安全屋的就是一棵细细的树苗，其实只是一根木棍，敷衍地散出几片绿叶。斯科特研究着电视上他身处的房屋，虽然有所担心，却又奇怪地着迷起来，就像一个人看着自己被生吞活剥。看来他现在无法逃避变成公众人物了，他必须参与这场商业舞会。

真奇怪啊，他想。

蕾拉站在他的身旁。她在考虑再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再次漫不经心地走出公寓。斯科特听到公寓大门关上，然后是她的鞋跟踩在楼梯间的声音。他站在那里盯着电视上的房子。

比尔·康宁汉看起来像打了鸡血，他说：

“—就在片刻之前，楼上的窗户有动静。线人告诉我们，穆勒小姐一个人住在这栋房子里—亲爱的观众们，有多少间卧室来着？—在我看来最少有六间。我忍不住要做些联想—一个保守派新闻频道的头儿离奇死去，然后空难中唯一的幸存者与一个左翼活跃分子的女儿同居了。好吧，有人或许会称之为巧合，但我不会。”

屏幕上，一扇车库门开始打开。斯科特探身往前，他现在观看的不只是电视了。他有点期待看到自己离开，但出现的是一辆黑色奔驰，驾驶座上的蕾拉戴着超大墨镜。新闻摄像机移近，指望能堵住她的路，但她飞快地开走—巴不得辗过他们—然后一个左转，呼啸着驶上银行街，朝格林尼治村去了，他们甚至来不及把她团团围住。

车库门在她的尾气中合上。

“绝对是屋主本人，”康宁汉说，“但我在好奇，伯勒斯这个家伙有没有可能蹲在后座下面，就像佩金帕一部电影里的越狱犯一样。”

斯科特关掉电视。他现在独自一人在屋里，赤裸地站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太阳在地板上投下阴影。如果他节约口粮，每天只吃一顿，可以在这套公寓里待上六天。但他却洗了个澡，穿好衣服准备出门。马格努斯，他想的是。如果有谁会开口泄密，那就是他。但当他打给马格努斯时，爱尔兰人声明他是无辜的。

“慢点儿说，”马格努斯说，“什么房子在电视上？”

“我需要你帮我租一辆车。”斯科特兜了个圈子后告诉他。马格努斯人在上城区—以前曾是西班牙哈莱姆区的一个地方，已经喝得半醉，尽管才早上十点。

“你给我美言几句，啊？”马格努斯说，“对着蕾拉，朝那只美丽的耳朵吹几股风，说马格努斯是最好的画家，就往那个方面—”

“就在昨晚，我详谈了你对颜色与光线的运用。”

“这就对了，老哥。这就对了。”

“她希望这周末过来一趟，或许看看新作品。”

“我刚才支帐篷了，”马格努斯说，“就在几秒之前。头是紫色的，特别充盈，像被蛇咬了。”

斯科特穿过房间走到窗户旁。窗帘是半透明的，但不能完全透视。斯科特试图往下看，意识到下面的人也在看他。他瞥见又有一辆新闻车停到路边。

“不需要一辆大车，”他说，“我只需要租几天的时间，开去州北部。”

“想让我一起去吗？”马格努斯说。

“不，我需要你留下，”斯科特回答。“守住要塞。蕾拉喜欢熬夜，你懂我的意思吧。”

“有我在一定能守住，我的朋友。我的伟哥足够撑到万圣节。”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