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他会担心。几年后，达拉重新冒出来，健谈又热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詹姆斯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时，她只是说：“噢，那些傻瓜，他们表现得好像无所不知一样。但《道德经》告诉我们，了解别人是智慧，了解自己是觉悟。”

詹姆斯看着侍者消失在厨房里。他有种想跟上他的冲动，确保文章真的被扔掉了—事实上，他真希望自己告诉侍者，去把它埋到其他垃圾的下面，或者他自己应该把它撕成无法阅读的小碎片—但他还是忍住了。最好别去理会这些强迫症患者的冲动，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明白这个道理。文章没了，眼不见为净，摸不着了，这才重要。

时间刚好，因为他的母亲这时骑着她的文图拉四代电动代步车过来了，四代可以调整角度，有三角洲车头手柄（当然是大红色的）。她顺着残疾人坡道下来，看到了他，然后招手。她驶近时詹姆斯站起来，她操纵车子经过用餐的人（他们不得不移动座椅让她通过）。他的母亲既不肥胖（其实恰恰相反，她的体重还不到80斤），也没有残疾（她走路没问题），她只是喜欢消防车当代步车的张扬，因为它带来重要感。这从她刚才的入场方式就能看出来，餐厅里的每个人都得起立，调整座椅，就好像恭迎女王入场。

“嗨，怎么样啊？”詹姆斯为达拉拉出一张座椅时，她说。她不费力地站起来，接过椅子。然后她看到他的含羞草鸡尾酒时，问：“这是什么？”

“是含羞草。你想要吗？”

“好，来一杯。”她说。

他示意侍者再拿一杯来，她的母亲把餐巾纸放在膝上。

“怎么样？告诉我，我看起来棒极了。”

詹姆斯笑了。

“确实。你看起来很棒。”

有一种语气，他只用在她身上。一种缓慢耐心的说明语气，就好像在跟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说话。她喜欢这样，只要他表现得不要太明显，达到高人一等的程度。

“你看起来很结实，”她说，“我喜欢这个小胡子。”

他摸摸它，意识到她从没见过他留胡子。

“有点儿像演员埃罗尔·弗林，嗬？”他说。

“不过太灰白了，”她带着一丝坏笑提出，“或许该擦点黑鞋油。”

“我想这让我看起来与众不同。”他轻松地说，这时侍者给她拿来喝的。

“你是个万人迷，”她告诉他，“再喝一杯吧，我都渴死了。”

“是，夫人。”他出神地说。

几十年来，詹姆斯开始将他母亲的英国口音称为“纯粹的矫揉造作”。就像美国名厨茱莉亚·查尔德一样，她身上也有一种庄严感，能让口音变得贵族化，比如：我们就是这么说话的，亲爱的。

“我研究过特色菜了，”他说，“听说这里的意式烘蛋无与伦比。”

“哦，好。”她说。她最喜欢的就是吃顿美食。我是个感官主义者，她告诉别人。这话如果是25岁的她说出来，听起来会性感有趣，但现在—70岁了—听起来就有些不对劲。

“你听说红母牛的事了吗？”他们点菜后，她问他。他有一瞬间的恐慌，觉得她不知怎么看到文章了，但之后他记起，她每天24小时收看CNN频道，他们一定对此做了报道。

“我看到了，”他告诉她，“我很激动，想听听你的看法，但我们先聊点别的吧。”

这似乎安抚了她，也说明她还没有完全与这个故事连通一气，就像插头连到插座上一样，汲取电力。

“我开始吹口琴了，”他说，“想挖掘下我的音乐基因。尽管我不确定根基这个词对不对—”

她把她的空杯子递给侍者，他刚好及时拿来第二杯。

“你的继父吹口琴。”她告诉他。

“哪一个？”

她要么没有听出他的讥讽，要么就是故意置之不理。

“他很有音乐天赋。或许你是从他那儿遗传来的。”

“好像不能那么遗传吧。”

“好吧，”她说，抿了一口她的鸡尾酒，“我一直觉得那个有点傻气。”

“口琴吗？”

“不是，是音乐。老天知道，我与不少音乐人交往过，我为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做的事情，连妓女都会脸红。”

“母亲。”他说，一边环顾四周，但他们与其他用餐者的距离足够远，没人扭头侧目。

“哦拜托，别这么假正经。”

“好吧，我是喜欢的。喏，口琴。”

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来，递给她看。

“它很轻便，对吧？所以我可以走到哪儿都带着。有时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在驾驶舱里悄悄地吹。”

“那样安全吗？”

“当然安全。为什么不—”

“我只知道，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不能开机。”

“那个—他们已经改规矩了。还有，你的意思是，口琴的声波会冲击制导系统吗？还是—”

“好吧，现在—那是你的领域，我不太理解技术上的事情，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他点点头。三个小时后，他被安排驾驶一架OSPRY飞机去泰特波罗，接上一位新的机组成员。然后短程飞行到玛莎文雅岛，再飞回来。他已经在市中心的苏荷馆订了一个房间，停留一夜，然后明天飞去台湾地区。

他的母亲已经喝完了第二杯。“他们给的酒也太少了，亲爱的。”然后她要了第三杯。詹姆斯注意到她的右手腕上有一条红绳—所以她又回归卡巴拉教了。他不需要看表都知道，从她抵达到现在，只过去了15分钟。

当他告诉人们，他在“世界末日教派”的环境里长大时，他只是在半开玩笑。他们—他和达拉—在那里住了五年时间，从1970年到1975年，那里就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