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桥下。

中考那年，我依然梦想当画家，便提出要考上海美专，结果失败，也没有考上高中。于是，从北苏州路小学妈妈送我读画画班那天起的梦想，就此永远破灭了。当然，往后我也再无缘就读全日制的大学，就跟三十多年前妈妈的命运相同，尽管原因截然不同。

那一年，妈妈常常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免不了和别的孩子比较，比如学习成绩很好的抗美阿姨家的学文，还有青青阿姨家的小青，还好小东阿姨没有孩子。苦闷叛逆中的我，在一本小笔记簿上开始了最早的写作，不过是些倾诉罢了，我忘了有没有写过天潼路799弄的记忆。

但我也在读书，只是学校很远，在当时的工厂区旁边。过去是广东人的联义山庄，也就是公墓，阮玲玉的香冢就在我们学校隔壁。多年以后，我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字：魔女区。

后来，我进入上海邮政局工作，先在思南路上班，后调至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依然在苏州河边，距离天潼路老宅数步之遥。不知何故，我从未回去看过，只是在文章里不断回忆。

再后来，二○○○年开始，我在榕树下网站发表小说，再到两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运的人，渐渐变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

当然，我还是我，也从来没人真正了解过我。

二○○七年，我妈妈从单位退休，我从上海邮政局辞职，开了家文化公司，以我的小说为主要产业。

今年，我开始写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成为“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大多来自于我记忆中的人和事。

但我从未敢写过妈妈和她的闺蜜们的故事。

我的妈妈，或许，也有她的秘密？

但我宁愿，一无所知。

对了，我也相信，我妈、青青阿姨、小东阿姨，她们三个人，余生里，再也不会有任何来往和联络了。

天，黑了。我想，我该回家吃饭了。

从废墟前转回头，却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

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他穿着件白色大褂，再看胸口的钢笔，很像是医生的派头。

他也在看着眼前这堆瓦砾，似乎跟我-一样，在寻找那栋过街楼上的老宅子。

我见过他，在精神病院。

好吧，我就当他是个医生，反正在这个世界里，究竟谁是医生，谁是病人，鬼才知道！

但有一点，他自由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照例堵得一塌糊涂。我手握着方向盘，心里却浮起一个人的脸——抗美阿姨的儿子学文，因为刚才那个人吗？学文差不多是二○○○年自杀死的，到现在有十四五年。要是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个社会精英，混得比我好吧。对啊，他的学习成绩可棒了，语文、数学、英语无懈可击，大家都觉得他能考上北大、清华。那一年，高考前夕，学文到我家来做客，他悄悄告诉我——他妈反复叮嘱，走进考场，拿到试卷的第一件事，千万记得要把名字填在装订线里面，不要直接写在考卷上，否则要算零分的啊……学文困惑地说：“哎，谁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妈妈说到这啊，还会掉下眼泪呢！”

第23夜 长寿公园的凡·高和卡门一夜

西班牙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

——梅里美《卡门》

1

长寿公园在长寿路之北，陕西北路之西，西康路之东，光明城市之南，与大自鸣钟广场为伴。

大自鸣钟，十年前文艺青年与盗版碟圣地。过去真有幢巨大的钟楼，日本鬼子盖的。背后几条街上都是日本人的纺织厂和公寓，共产党员顾正红就是在这边被杀的。当年的草鞋浜，据说一派田园风光，后来被填平造起房子，紧挨上海最大的贫民窟药水弄。

从曹家渡到大自鸣钟，横贯一条长寿路，我自打小学三年级起就在这条街上了。

毕业以后，我的小学关门了，我的中学被拆，变成全城门面最大的夜总会“东方魅力“。大自鸣钟广场附近竖起无数幢五六万一平方米的高楼，唯独原来的草鞋浜改造成了绿地，叫作长寿公园。

六年前，我把公司搬到俯瞰长寿公园的高楼顶层。假如折一架纸飞机扔出去，可以乘风环绕上空一周。我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二十一楼边缘，看着底下巨大钢琴键盘形状的喷泉平台，就会不可抑

制地眩晕，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对面曾是烂尾楼，被潘石屹收购后，外墙常年挂着一百三十五万起的广告。斜对面是“巴黎春天”，相隔宽阔但不笔直的长寿路，每当硕大的屏幕亮起招聘网站信息，周边的辞职率就会升高。

我们顶楼有个露台，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杀人故事和电影剧本，仿佛就发生在楼下某个阳光下的角落，或者黑夜中的街头。

几天前，公园附近发生了一桩杀人案。

被害人是女性，二十五岁，在对面大楼上班。警方给我看了照片，我还记得这张脸。

去年，夏日黄昏。我没开车，在长寿公园门口的车站。相隔一步之遥，她穿着白裙子，风吹起裙裾，小腿光滑而耀眼。我稍微侧身，瞥见一双乌黑眼珠，眉毛浓密黛黑，连眼睑也是黑的，应是化妆的效果。胳膊裸露在袖子外，纤细手指拎着包带。她的头发漆黑粗亮，被风吹得不是一根根而是一蓬蓬扬起，如同母乌鸦的翅膀。当她蓦然回头，看我的讶异眼神，像要对我说话。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