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穿着脏兮兮背心的人咕哝着，“先生，禁止携带枪支入船。抱歉。”

　　“这枪从不离身的，”我告诉他，“我是个私人侦探，去调查点事。”

　　“老兄，对不起。没有地方给你寄存。请离开。”

　　舵手钩住我右胳膊手腕，我耸了耸肩。

　　“回到船上，”舵手大喊道，“先生，我欠你40美分。走吧。”

　　我回到船上。

　　“好吧，”我气急败坏地骂着那“脏背心”，“有钱都不赚，不要就不要。这么对待游客，什么狗屁服务态度。这是——”

　　快艇解开缆绳往回开，路上又遇上大浪。于是最后定格在我眼中的是他那狡黠的微笑。上不了那船令我懊恼。

　　回去似乎花了更久的时间。我没跟那个舵手说话，他也没理我。我走上码头的浮舟，舵手在我背后冷笑道：“私家侦探，等哪天晚上没这么忙的时候再去吧。”

　　六个等着出去的顾客盯着我。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走出浮舟上等候室的门，向通往陆地的台阶走去。

　　一不小心被一个满头红发、倚着栏杆挺身的粗人撞上了。他穿着肮脏的运动鞋，涂着焦油般的黑裤子和破烂的蓝色球衣。

　　他堵住了我的路，我只好停下。他轻声说：“侦探，遇到麻烦了？上不了那艘船吧？”

　　“我凭什么告诉你？”

　　“我耳朵很灵的。”

　　“你哪位？”

　　“叫我阿红得了。”

　　“让开，阿红。我很忙。”

　　他悲伤地笑笑，摸了摸我的左边口袋。“手枪放在这样的薄西装里当然会有点鼓起。”他说，“想要上那艘船吗？找方法是可以办到的。”

　　“多少钱？”我问他。

　　“50美元。搭我的船去再加10美元。”

　　我抬腿要走。“25，”他赶紧说，“也许你回来的时候有朋友一起，嗯？”

　　我走了四步又转身说：“成交。”然后继续往前走。

　　灯火灿烂的娱乐码头脚下有一个“探戈舞厅”，即使未到点，也已人头攒动了。我走进舞厅，靠着墙，看看电子指示器上的数字，又看看打牌的人，一个人在柜台下用他的膝盖做暗号，而他的手牌是“顺子”。

　　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大块头来到我身边，他身上有股烟味。

　　大块头说：“需要帮助吗？”声音柔软、低深、忧郁。

　　“我在找一个女孩，但我自己找就行了。你来干什么？”我没有看他。

　　“这里混口饭吃，那里混口饭吃。我喜欢吃。我以前是警察，但被他们整出来了。”

　　我喜欢他告诉我这些。“那你一定是个诚实人。”我一边说着一边看着那些人打牌，其中一个人用拇指把那张不好的牌码挡住，发了下去，另一个坐在他对面的人则把那张不好的牌拿了起来。

　　我能感觉到阿红在笑。“我看到你在我们小镇上转了好几天了，是这样，我有一艘带水下旁路的船。我还可以打开一个装货港的门，因为我偶尔给那边的人带货，那边甲板下人不多。你觉得如何？”

　　我拿出钱包，掏出25美元，抓成一团递给他。他接过钱塞进他焦黑的裤袋里。

　　红轻轻地说：“谢谢。”然后离开了。我让他先走一会儿，再跟上。他那体格在人群中很容易认出，所以追上他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走过游艇港和第二个娱乐码头。再往前走，灯光愈渐零星，人也寥寥无几。接着看到一个不大的黑码头，屹立水上，船只停泊在它岸边。阿红走上前去看情况。

　　快走到路的尽头他才停下，那儿露出木梯的一端。“我要把船开到这儿，”他说，“你得先整些动静出来。”

　　“听我说，”我急切地说，“我忘了我要给一个人打电话。”

　　“好吧。快点。”

　　他带着我沿着码头又走了一段很远的路，然后他跪了下来，慌乱找锁链上的钥匙，终于将挂锁打开，揭开一个藏东西的小凹槽，拿出个电话，听了听。

　　“还好使，”他笑着说，“一定是那些骗子骗来的。别忘了把锁锁回去啊。”

　　他静静地溜走，消失在黑夜中。留我在那听海水拍打码头桩基的哗啦声，听海鸥夜色中偶尔的几声鸣叫。10分钟后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响了好几分钟。突然声音戛然而止。又过了几分钟，梯子下突然砰地一声，阿红低声对我说：“好了。”

　　我急忙拿起电话拨了个号，说找富尔威德警长。电话那头说他已经回家了。于是我又打另一个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我说我是总局，要找富尔威德警长。

　　我又等了会儿。然后我听到了胖警长的声音，听起来他吃了满嘴的烤土豆。

　　“什么？连吃东西都不让我消停会吗？谁啊？”

　　“警长，是我，卡尔马迪。农夫圣人在蒙特西托。真遗憾，那已经不是你的管辖范围了。”

　　他开始发疯一般大喊。我直接撂了电话，把电话放回钉了锌条的舒适小窝，啪的一声锁上挂锁，下了梯子向红走去。

　　他的黑色大快艇滑过油污水面。排气没有什么声音，但快艇一侧一直在冒泡。

　　从黑压压的水面看去，城市的灯光又是一片黄蒙蒙的景象。

　　那艘“好船”——“蒙特西托”所在的港口又是灯火通明，万般璀璨。

　　阿红的这艘船船头没有探照，他将马力降低一半，低到像完全熄了火一般。然后他在高悬的船尾下转了个弯，向着那艘大游艇悄悄贴近，如一个花花公子在酒店大堂时的害羞模样。

　　两扇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