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务员，就算考上了也永无出头之日，最多只能当个科长啥的，这种歧视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昭和年间。

这个世道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明明非常诚心诚意地完成了谁都不愿意承担的使命，却因种种原因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最终落得一个凄凉的下场。这种事情即便是在今天，也时有发生，这种人，也依然有着一大群。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个星球上，各种各样的傻瓜永远是死不绝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家伙，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安然存活至今吧。

“每当我想到会津的时候，就会觉得日本这个国家还不至于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曾经这么说。

话题似乎又被扯得很远了，还是接着回到柴五郎吧。

柴五郎，生于万延元年（1860），因为年龄的缘故，所以没有亲身参与过波澜壮阔的戊辰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置身事外了，事实上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明治政府的萨长联军军纪败坏，于作战期间在会津城下烧杀劫掠，因此许多会津女子为了避免被俘受辱而提前自尽，这里面包括了柴五郎的祖母、母亲、嫂子、姐姐等柴家家中几乎所有的女眷。

战败后，柴五郎一家还活着的人跟大多数会津武士一样，去了斗南藩。

在斗南的日子过得很苦，天寒地冻还缺衣少食。被迁移去那里的会津人不断出现了病倒甚至是饿死的情况。

柴家的日子当然也很凄凉。

曾经有一次，柴五郎在路上偶遇了一条已经被冻死了的野狗，年仅10岁的他站在了那条狗边上盯着看了良久，然后怯生生地问自己的父亲柴佐多藏道：“爹，这能吃吗？我饿。”

在会津藩还没被灭之前，柴家俸禄是一年280石，比高杉晋作家还要高，基本算是名门了，因此家风很严，多年以来，柴佐多藏也一直是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的。

可这一次，他却怎么也严厉不起来了，只是叹了口气，摸了摸五郎的头：“你不要忘记，你是武士的儿子，会津的武士就算饿死，也不能成为萨长的笑柄。”

小五郎看着父亲，咽了咽口水，又点了点头。

明治六年（1873），在斗南所属的青森县县厅的推荐下，柴五郎进入日本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四年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专业是炮术。

跟他同一期的人里头日后很多都混上了军队的高官，比如上原勇作，当了元帅；还有内山小二郎和本乡房太郎，都成了大将。不过要说最出名的，还当属被后世誉为“日本近代骑兵之父”的秋山好古。

士官学校毕业后，柴五郎先去当了几年炮兵小队长，之后又在明治十七年（1884）时以中尉武官的身份被参谋本部派去北京驻留，在中国的三年岁月里，柴五郎隐约感觉到，或许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未必是炮兵，而应该是谍报人员。

这并非无根据的臆测。话说在华期间，柴五郎和著名间谍福岛安正一起花了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北京的内外城，然后制作出了一份堪称当时最精准的北京地图，据说送回参谋本部后，众参谋惊为天物，并赞不绝口。

因此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柴五郎离开了服役十几年的炮兵队伍，正式来到参谋本部，出任了日本驻英国的外交武官。

明治三十一年（1898），美国为了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美西战争。此时已是陆军少佐的柴五郎奉参谋本部之命，作为观战员前往战场考察战况，同时一起去的，还有时任驻美武官，秋山好古的弟弟秋山真之。

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于前一年升任陆军中佐的柴五郎再度来到中国，担任驻华使馆的武官。

从数据上来看，截止到此时的柴五郎来中国不过两次，持续的时间拢共也不过三年多，无论是次数还是年数，都无法跟宗方小太郎或是荒尾精等那些被大家口口相传的中国通相比。

同时他也并非亚细亚主义者，因此从思想境界上来看，柴五郎亦没有理由对中国产生什么特殊的感情。

但他却仍不失为一名中国通——甚至可以说是一名超越了包括宗方小太郎荒尾精宫崎滔天等历代中国通的中国通。

这不光是因为他精通中文熟悉中国的人文风土，更因为和其他只看到当时中国官僚堕落人心腐败的那些中国通相比，柴五郎却能发现这个民族的可贵和强大之处。

“中国人，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将始终以诚相待。”

“中国绝非能用武力来征服的国家，如果日本一定要以此为目标，那么终将走向失败。”

自甲午战争至二战终结，每当提起中国，日本各界的中国通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将中国的那些个已经多到数不胜数的悲催阴暗之处一一列出，然后充满了优越感和蔑视感地讲事实摆道理一番再予以唱衰。你自己也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说到现在，由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中国，是不是清一色的一副行将就木的德行？而像柴五郎那样愿意去正面观察优点的，真心属于极少数。

我当然不是说只有讲中国好话的才能算中国通，也不是说宗方小太郎他们所说的那些阴暗面都是自己捏造的，可问题在于你连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闪光点都看不到或不愿去看，你又凭什么说自己精通这个民族的事宜呢？

再说柴五郎第二次来到中国后，驻了还不到三个月，义和团就来了。

对于这伙人，柴中佐并不像其他各国外交人员那般敌视，当然也并不存在杉山彬的那种幼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