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只是忠诚地履行了一个谍报武官的工作职责——将自己所能接收的所有关于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情报忠实记录在案，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记录，并从中发现，虽然柴五郎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义和团团民在北京城里头杀人放火的事实，但你在上面却找不到一个带有主观仇恨色彩的词汇。即便是同胞杉山彬为甘军所杀，柴五郎也只是将时间地点人物记在了小本本里，却并无任何对董祥福部的恶言，不仅没有，甚至还很客观地对甘军做了如下的评价：“他们都是非常勇敢、剽悍的优秀士兵，可惜的是，由于军官指挥无术，从而使得这支部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事实上，在杉山彬被杀之后，也正是柴五郎无视了西洋列强的撺掇，竭力建议日本政府冷处理此事。

而在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并下令攻打使馆后，正如之前所说，各国外交官普遍感到了绝望，然后相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当时日本方面出席的有两个，一个是驻华公使西德二郎，还有一个就是柴五郎。

不过这两人一开始谁都没说话，西德二郎是读书人出身的外交官，基本上一辈子没摸过枪，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使馆区外头围着的那些人。

而柴五郎不说话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那么多西洋人面前，一个来自东方的日本人轻易出风头似乎不太合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静坐的姿态，淡然地看着其他各国外交人员，并准备倾听他们的意见。

结果越听越不对劲，这说好的商讨对策怎么就变成了自杀前的遗言大会了？

不得已，也只能当一回出头鸟了。

柴五郎首先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虽然现在北京城的电报线路已经被切断，我们和外界亦无法通信，但这并不代表外界将没有任何举措，事实上我想我们各自的政府一旦无法联络到我们，必然会有所行动，关于这一点，在下可以百分百地确定。因此也希望在座的诸君，不要轻易地绝望。”

此话一出，刚才那群还一脸哭丧相想要寻死觅活的外交官马上就有一半舒展了愁容。而剩下的一半却仍是紧皱着眉头，七嘴八舌地说，就算各国政府出兵来救，也总要时间吧？你是当兵的你比我们知道，即便是近如日本，这从下令出兵到杀进北京，至少得一个多月吧？你觉得我们这东交民巷里头的几百士兵外加几千老弱病残，能挡得住外面那十万人马一个月的猛攻吗？

一听这话，刚才才解了愁容的人们，转眼间又沮丧上了。

但柴五郎却仍是面不改色平静地说道：“能。”

“虽然外围有十万之众，但绝大多数都是义和团团民，他们并非正规军，只是一般农民，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而且手上的武器装备也极其落后，如果只是单纯的攻防战，只要布置得当，我们未必守不住这东交民巷。在很多时候，人数并非战争胜负的唯一条件。”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舍弃希望。”

最后，柴五郎如此总结道。

只有拥有了在极北苦寒的斗南之地所孕育出的坚毅性格，才能以如此淡定不变的姿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也只有在那样的地方历练过人生的民族，才能在无论怎样的黑暗中，寻找到希望和光明。

我想，这应该就是会津人吧。

当天，各国外交官及武官一致决定，将之前进入北京城的那四百多名武装人员，全部交由柴五郎指挥。

此时各国使馆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加起来，总计481人。

“这点人不够啊。”柴五郎说道。

众外交官一致点头同意：是啊，大家都知道不够，可就这么点人，又能怎么办呢？

“没关系。”柴中佐静静地微笑着，“把来使馆区避难的教民也组织起来，让其中的青壮年和我们一起参与作战吧。”

当时来使馆区避难的中外教民总共超过了五千，除去老弱病残幼，剩下还有两千不到点，虽说仍是不能跟义和团的人数相比，但至少较之原先要可观很多了。

好在使馆区内虽说拿枪的少吃饭的多，但武器和粮食尚且足够，并且还不断有北京城内的教民偷偷地送来水和食物，因此物资方面并不成问题。

安排完了人手，接下来就该是战术了。

战术是个难题，因为当时的东交民巷虽然号称使馆区，可里面的各国使馆实际上都是一个个独门独院的存在，并非融合成一片，故而不可能进行完全的区域联防，只能是平摊兵力到各家，各家守各的门，实在不行了，邻近的再来救你一把。

换言之，如果敌方集中兵力各个突破的话，那么可以说只要半天，大家就玩完了。

而且从地形上来看，除去使馆的围墙之外，使馆区也不存在什么山啊林的天堑，防御起来很有些困难。

对此，柴五郎仍是胸有成竹，只见他在地图上指了一处：“只要守住这里，就没有问题了。”

柴五郎指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市政府所在地，在当年，是肃亲王善耆的王府。

肃王府在日本使馆边上，地势较高，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使馆区，柴五郎的想法就是既然目前兵力那么少，那就应该找个制高点占着进行防御。

想法很好，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肃王府很难进。

肃王府里住的是肃亲王，所谓肃亲王，全称和硕肃清王，最早封的是皇太极长子豪格。豪格之后，他的子孙世袭罔替继承肃王之爵，被誉为大清十二大铁帽子王之首。

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外人很难与之沟通，话说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