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自己的存在，就必须用某种方式去对待人。我们的老板一家人除了教训和责难人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身边的人。即便是跟他们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思考和感受了，他们还会因为这个来责难你。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想尽一切巧妙办法继续看书。老太婆好几次毁了我的书。这样我一下子便欠小铺老板一大笔钱：四十七戈比！他要求我还钱，并威胁说，等我去小铺买东西时就扣下我主人的钱抵我的债。

“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他嘲讽地问我。

我非常讨厌他。显然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用各种威胁来折磨我，并且津津乐道。每当我走进铺子时，他那污渍斑斑的脸就笑逐颜开，和蔼地说：

“欠的钱带来了吗？”

“没有。”

这让他突兀，便沉下了脸。

“怎么，要我把你交给法庭吗？让我把你查抄后，送你去教养院吗？”

我没地方去借钱。我的工资全都交给了外祖父。我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我请求小铺老板缓一缓再还债，他却伸出其油渍渍的像油炸饼一样的胖手，说：

“你吻吻我这只手，我就再缓一缓！”

可是当我从柜台上抓起一个秤砣朝他举起时，他却蹲在地下，喊道：

“什么，你要干啥？你要干啥？我这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决定去偷钱来还清他的债。每天早晨，在替老板擦衣服时，从他的裤袋里都发出硬币的叮铃声，有时还从口袋里掉出来，在地板上滚动。有一次，一个硬币掉到楼梯下面的缝隙里，滚进柴堆里去了。这事我忘了告诉老板，几天之后在柴堆里发现了这个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把它还给老板时，老板娘对他说：

“瞧见没有？把钱放进衣袋里时，要数一数。”

但老板却笑着对我说：

“我知道，他不会偷东西！”

现在我决定要去偷了，想起了这些话和他那信赖人的微笑，才觉得难于下手。有好几次，我从老板的衣袋里掏出了银币，数了数，还是没能下决心偷走。为此我苦恼了三天。而这一切却突然非常快速而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老板忽然问我：

“彼什科夫，你怎么啦？怎么变得无精打采呢？有哪儿不舒服吗？”

我坦白地把我的伤心事全都对他说了。他皱了皱眉头说：

“你瞧，这些小书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这些书早晚会让你倒霉的……”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并严厉地忠告我说：

“当心，不要对我妻子或我母亲透露口风，不然她们又会大闹一番的！”

然后他又善意地笑笑说：

“你还真够顽强，鬼东西！没有什么，这样很好。不过那些书就别看了！从明年起，我要订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看吧……”

现在，我每天晚上，从喝茶到吃晚饭这段时间里，都给老板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朗读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为那些无聊得要命的人助消化的文学作品。

我不喜欢朗读。这会妨碍我理解所读的书。但是老板一家人都听得很认真，表现出一种虔诚的渴望，对书中人物的恶行表示惊讶，发出“啊哟、啊哟”的叹息，并相互自豪地说：

“可是咱们的日子却过得很安稳、平和，什么事也没有。感谢上帝！”

他们常常把事件搞混，把有名的江洋大盗丘尔金所干的事安在马车夫福马·克鲁钦纳的头上，名字也弄错。我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感到很吃惊。

“咳，他的记性多好呀！”

在《莫斯科小报》上经常登有列昂尼德·格拉韦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其中有几首诗我抄在本子里，但老板一家人谈到诗人时却说：

“一个老头子，还作诗呢！”

“是个酒鬼，神经病，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梅明托-莫里伯爵的诗。可是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却认定，诗歌是粗俗的玩意儿：

“只有丑角们和戏子们才用诗来说话。”

冬天的晚上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跟老板一家人面对面地坐着是很难受的。窗外是死寂的黑夜，偶尔听见树木被严寒冻裂的哔剥声；人们像冻鱼一样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暴风雪击打着玻璃和墙壁，刮得烟囱嗡嗡叫，吹得炉门当当响，孩子在婴儿室里啼哭——真想坐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去，蜷缩起来，像狼一样号叫。

两个女人坐在桌子的一头，在缝衣服或织袜子，另一头是维克多鲁什卡，弯着腰，不大乐意地在绘图，他不时地喊道：

“别摇桌子！真没法子，这些钉子-王牌，咬耗子的狗！……”

在大刺绣架后面的一边坐着老板，他在一张粗麻布上用十字纹在绣一面台布。在他的手指下面，逐渐地显现出红色大虾、青色鱼、黄色蝴蝶和金色的秋叶。这幅刺绣的图案是他自己绘制的，他干这个活已经是第二个冬天了，现在已经十分厌烦这项工作。我白天有空闲的时候，他常对我说：

“喂，彼什科夫，你来绣这张台布，动手吧！”

我坐下来，并拿一根粗针绣起来。我很同情老板，常想在各方面尽力帮助他。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会把绘图、绣花、玩纸牌等统统扔掉，去做另一种有趣的、他经常想干的工作。他常常把手头的活扔下，用一种呆滞的诧异的眼神望着它，好像那是一件他不认识的东西。他的长头发披在脑门上和双颊上，像一个修道士的徒弟。

“你在想什么呢？”他的妻子问道。

“没有什么。”他一边回答一边又工作起来。

我没有出声，但觉得奇怪：难道可以问人家在想什么吗？这是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