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谈的都是大家在白天爱谈的那些事：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愚笨和狡猾、富人们的贪婪，以及整个生活都杂乱和不可理解，等等。

我总是很贪婪地听这些谈话，为这些话所激动。我感到高兴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生活不好，应该生活得好些！但同时我也看到，虽有想生活得好的愿望，却没有对人提出什么要求，所以在作坊的生活中，在工匠们的相互关系中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些话虽然照亮了我眼前的生活，却也暴露了这种生活后面的某种令人沮丧的空虚。人们在这种空虚中，就像微尘在动荡的池水中一样，胡乱地焦躁地游动着。也正是这些人自己说：这种忙乱是毫无意义的，令人气愤的。

他们议论得很多，很喜欢议论，老是责备别人，忏悔，自我吹嘘，往往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凶狠地吵闹，互相狠狠地侮辱。他们还试图猜测他们死后会怎么样。作坊大门口放污水桶的地板腐朽了，形成一个潮湿腐烂的窟窿。从那里吹来一股冷风和泥土的酸臭气，大家的脚都冻坏了。我和巴维尔曾拿稻草和破布去堵住这个窟窿，大家也说要换一块地板，可是窟窿反而变得越来越大了。在暴风雪肆虐的日子里，这个窟窿就像大烟囱一样，风雪直往里面吹，冻得大家都感冒了，咳嗽了。气窗上的洋铁皮片发出烦人的吱嘎声，大家都用脏话骂它。我去给它抹上一点油。日哈列夫留心听了听之后说：

“气窗不叫了，反倒有些寂寞！”

大家从澡堂回来，便躺在肮脏的满是灰尘的床上。这些肮脏和臭味一般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不安。妨碍人们生活的恶劣琐事有很多，这些东西本来是很容易除掉的，但是谁也没有去做。

大家常说：

“不论上帝还是自己，谁都不同情人……”

当我和巴维尔替受污秽和虫咬之苦快要死去的达维多夫洗了个澡时，他们却嘲笑我们。他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衬衣，要我们替他们捉虱子，并管我们叫澡堂服务员。总之尽量捉弄我们，好像我们干了什么可耻和可笑的事情似的。

从圣诞节到大斋期达维多夫都一直躺在高板床上，难受地咳嗽着，吐出一口口难闻的血痰，他吐不进污水桶里，血痰都落在地板上；每天晚上他都说梦话，把大家吵醒。

大家几乎天天都说：

“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但是，开始时是因为达维多夫的身份证过了期，后来又因为他的病好了些，终于决定：

“算了，反正快要死了！”

他自己也说：

“我活不了几天了！”

他是个不苟言笑的幽默家，老想开点小玩笑来驱散作坊里的可怕的烦闷。他常常沉下又瘦又黑的脸，用吹口哨似的声音说：

“大家就听一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