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了解太少了。人是太狂妄了。上帝给人们设置了无限，就是为了让人永远不失却乐趣，为此我们要感谢他。

现在所说的科学仅仅是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也许它将来会扩大得不像它了呢，或者不是它了呢，这又何妨？所谓大胆想象，不能只是一个范畴里大胆，要有超范畴的大胆，或干脆毁灭一个范畴的大胆。有什么用呢？好玩！有趣！高兴！美哉乐哉！陶哉醉哉！而已。

这样，又何必一定要出国呢？但是也可以换一种问法：又何必不出国呢？我只是想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使自己的世界更开阔些还是好的，闯荡闯荡去还是好的。所以能出去就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终于不能出去也没什么大关系。所谓：是真才子自风流。中国也有能人，美国也有傻瓜。能否使生活成功，大约还是内在的心路。所以，我们既建议你争取出国，也建议你作好出不去的准备。暂不放弃学业，是否于出去和不出去都有好处呢？——这要由你自己来判断。事业是重要的，但也如目的一样只是为了过程的欢乐而设置的，因为没有事业大概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又如没有目的大概也是很空茫的一种处境。

在人生的路上，必要找到一个好玩具。而只要玩得人迷，就都是好玩具。就像找到一个好爱人，而只要爱得深，什么人都可以做好爱人。记得很久以前我发现一个并不伟大的知名人物，说了一句我至今认为是伟大的话：人生无非两件事，事业和爱情（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我想不妨给他加上两个字：过程。事业的过程，和爱的过程。

有了电脑，很好玩，就越写越多了，而且有点书卷气了，有点说教的味道，别在意。

祝好运！

史铁生

归去来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的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就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念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