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域的烽烟暂熄，帝国的视线转向另一个同样复杂、充满瘴疠与叛服的边疆——西南。

云贵高原及川、湘、桂等省交界地区，历来是土司制度的天下。

这些世袭的少数民族首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朝廷时叛时服，形同独立王国。

明朝中后期虽有“改土归流”之议，然阻力巨大，成效不彰。

明末清初的战乱，更使得许多土司坐大，中央权威几乎荡然无存。

大陈立国后，虽陆续有土司上表归顺，接受朝廷的宣慰使、宣抚使等虚衔，然其内部治理、兵权、税收、司法依旧自成体系，甚至不时劫掠汉民州县，阻隔商路，成为西南大患。

其中，以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余部（已与当地土司结合）、贵州的水西 安氏、四川的永宁 奢氏、湖广的容美 田氏等势力最为强大难制。

启明四年夏，朝廷正忙于消化西北战果、推行内部新政之际，西南边陲接连传来急报：

云南 车里宣慰司（西双版纳）土司刀氏，因不满朝廷新设的“茶马司”监管茶叶贸易、限制其私下与缅甸交易，勾结境内孟艮等土目，起兵叛乱，攻陷普洱府，杀害流官，劫掠汉村，并煽动周边土司响应。

贵州 水西 宣慰使 安坤，借口朝廷清丈田亩、推行“士绅一体纳粮”触及其在汉民地区的“庄田”利益，聚集苗、彝兵马数万，封锁道路，袭击官军哨所，并暗中联络四川 永宁 宣抚使 奢崇明（历史上于天启年间叛乱，此处延后），图谋不轨。

湖广 容美 宣慰使 田舜年，则对朝廷在其辖地附近开矿、移民屯垦深感不安，虽未公然造反，但厉兵秣马，对过往商旅课以重税，屡次驱逐朝廷派去的宣慰使，态度极为桀骜。

消息传至北京，朝野震动。

一些官员主张“怀柔”，认为西南瘴疠之地，用兵耗费巨大，胜负难料，不如多给赏赐，承认其特权，羁縻了事。

但以陈远、兵部尚书孙传庭、以及刚从西北归来的秦玉凤（虽不直接主政，但发言权极重）为代表的强硬派则认为，土司之患，已成国疡，非彻底解决不可。

武英殿内，陈远指着西南地图，对重臣们道：“诸卿，西南土司，恃其险远，挟其部众，时降时叛，视朝廷如无物。

明代奢安之乱，祸连数省，教训深 刻。

今我大陈新立，若不趁国力方张，以雷霆手段，革除此弊，则西南永无宁日，国家赋税、人丁、矿产，皆受其制，后患无穷！”

“然则，西南山高林密，瘴疠横行，土人悍勇，熟知地形。

若一味强攻，恐重蹈前明覆辙，师老兵疲。”

有老成官员忧虑道。

秦玉凤出列道：“陛下，诸位大人。

西南用兵，确与塞北、江南不同。

然 其 弊 在 ‘ 土’， 其 利 亦 在 ‘ 土’。

土 司 之 所 以 难 制，在 于 其 能 集 合 部 众，凭 险 自 守。

若 能 ‘ 改 土 归 流’，废 其 世 袭，设 立 流 官，编 户 齐 民，则 其 根 基 自 溃。

用 兵 之 道，不 在 于 与 其 在 山 林 中 纠缠，而 在 于 ‘ 擒 贼 擒 王’，打 掉 几 个 最 强 横、最 跳 梁 的 大 土 司，以 儆 效 尤，同 时 辅 以 政 治 分 化、经 济 收 买、移 民 实 边 等 策，方 为 长 久 之 计。”

陈远深以为然，最终定策：“西 南 之 事，当 以 ‘ 改 土 归 流’为 根 本，武 力 为 后 盾，区 别 对 待，分 步 推 行。”

他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1. 军事准备：任命兵部左侍郎洪承畴（历史人物，此处假定其未降清，为大陈所用）为云贵川湖广经略，持尚方剑，总督西南军务。

调四川、湖广、广西精锐边军，并抽调部分秦玉凤麾下熟悉山地作战的部队，组成征讨大军，以应对水西安坤、永宁奢崇明可能的联动。

对车里刀氏，则命云南驻军先行进剿，务求速胜，震慑宵小。

2. 政治分化：派出大批能言善辩、熟悉土司情况的官员为“抚夷使”，携带重金、诰命，深入各中小土司辖地，进行游说。

承诺：只要服从朝廷“改流”安排，自动交出土地、兵权，其家族首领可封以虚衔爵位，迁往内地居住，享受富贵；其子弟可入国子监或地方官学读书，参加科举；其部众则编入民户，一体对待。

重点拉拢那些与安、奢等大土司有矛盾，或势力较弱、观望犹豫的土司、头人。

3. 经济手段：在邻近土司区的汉地州县，增开“互市”，以盐、铁、布匹、茶叶等生活必需品，换取土司区的木材、药材、矿产，加强经济联系，使其依赖内地。

同时，严厉封锁对抗朝廷的土司的贸易，特别是盐、铁的输入，从经济上困扼之。

4. 移民实边：组织湖广、四川等地的无地农民、退伍士兵，迁往云贵靠近土司区的平坝、河谷地带屯垦，建立军屯、民屯村落，修筑堡寨，逐步挤压土司的生存空间，并同化当地百姓。

5. 法律统一：宣布在西南推行《大陈律》，废除土司的“土法”、“习惯法”，尤其禁止“打冤家”、随意处置人命等陋习。

派流官审理案件，保护普通土民（包括土司管辖的农奴）的合法权益，争取底层人心。

“对 安 坤、奢 崇 明 等 公 然 抗 命 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