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不坐轿子、穿官服呢？”有人不解地问。

骆成骧笑着跳下牛背，拱手道：“父老乡亲们，我还是那个骆成骧，穿不惯官服，坐不惯轿子。这状元的名头，是国家给的，更是资州百姓给的，我不能忘了本。”

在资州的日子里，骆成骧没有接受官府的宴请，而是走访了当年帮助过他的乡邻、教过他的先生。他给私塾先生宋育仁磕了三个响头，感谢他的栽培；他给借过书给他的同学送去了新墨；他还给村里的孩子们讲京城的见闻，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有一天，他来到沱江边，看着依旧时常泛滥的江水，对随行的官员说：“我在殿试时提到兴修水利，如今回到家乡，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把资州的河堤修好。”他带头捐出了自己中状元后收到的部分贺礼，又说服当地士绅捐款，很快凑齐了修堤的银两。不到半年，一条坚固的石堤便沿着沱江建成了，百姓们为了纪念他，把这条堤命名为“状元堤”。

站在新建成的河堤上，骆成骧望着奔腾的沱江，对身边的人说：“这河堤就像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牢固了，才能抵御风浪。而教育，就是加固根基的泥土，缺一不可。”此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放弃在京城的高官厚禄，回到四川，投身教育事业。

三、杏坛耕耘：教育报国的毕生坚守

回到四川后，骆成骧婉拒了朝廷授予的“翰林院修撰”之职，选择在成都、资州等地办学。他说：“官场黑暗，我无力改变，但教育可以培养新人，新人可以改变国家。这就像种地，今年收成不好，只要好好育种、施肥，明年总会有希望。”

3.1 创办新学，破旧立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骆成骧用自己的俸禄和募集的资金，在资州创办了“资中中学堂”——这是四川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学堂的校址选在一座废弃的文昌宫里，他亲自带领工匠修缮房屋，把神像搬走，改成教室；把香炉清理干净，做成花盆；把布满灰尘的供桌，改成了学生的课桌。

开学那天，骆成骧站在学堂门口，看着前来报到的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在开学典礼上说：“从今天起，这里不再是求神拜佛的地方，而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我要教你们的，不是如何应付科举，而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报国。”

与传统私塾不同，资中中学堂的课程设置充满了“新学”气息：除了保留《论语》《孟子》等经典课程，还增设了算术、博物（生物）、物理、化学、外语（英语、日语）、体操等课程。骆成骧特意从成都、重庆请来懂“新学”的教师，甚至说服了一位在四川传教的英国牧师来校教授外语和自然科学。

他还亲自编写教材，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在教算术时，他会用当地农民种地的例子讲解比例；在教博物时，他会带着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讲解资州的动植物种类。他常对教师们说：“教学生，就像栽树，不能只往上拔，还要往下扎根，根扎在本土的泥土里，才能长得高大。”

为了让学堂的理念深入人心，骆成骧写下“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的箴言，让石匠刻在学堂大门内侧的石碑上。他解释说：“‘吃饭难’，是让学生们知道百姓的疾苦，不能忘本；‘读书高’，不是说读书人地位高，而是说读书能让人明白道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每天清晨，骆成骧都会站在石碑旁，看着学生们入学。他会检查学生的衣着是否整洁，询问他们昨晚的功课，遇到调皮的学生，他不打骂，而是拉到身边，讲自己当年用树枝练字的故事。渐渐地，“石碑旁的骆先生”成了资中中学堂一道独特的风景。

3.2 寒门学子的“引路人”

在资中中学堂，骆成骧最关注的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他常说：“我自己就是穷孩子出身，知道没书读的滋味。学堂的门，永远为肯读书的孩子敞开，不管他有钱没钱。”

学堂开办的第二年，一个名叫邓孝可的少年引起了骆成骧的注意。邓孝可来自资州乡下，父亲早逝，母亲靠纺线供他读书。他常常在学堂外徘徊，隔着篱笆听里面的讲课声，眼神里满是渴望。有一次，骆成骧看到他在地上用石子演算算术题，便走了过去。

“孩子，你想上学吗？”骆成骧问。

邓孝可吓了一跳，低着头说：“想，可我没钱交学费。”

骆成骧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谁说上学一定要钱？你看这学堂的石碑上写着‘世上唯有读书高’，没说‘有钱才能读书高’啊。”他拉着邓孝可走进学堂，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宣布：“从今天起，邓孝可就是我们学堂的学生了，学费全免。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学堂的厨房帮忙打杂，换取笔墨和膳食。”

邓孝可激动得热泪盈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先生的恩情，学生一辈子不忘！”后来，邓孝可果然没辜负骆成骧的期望，他刻苦学习，尤其在算术和外语上展现出过人天赋，后来留学日本，成为着名的实业家，还创办了四川第一家近代纺织厂，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学用结合”的理念。他常对人说：“没有骆公，我这辈子可能只是个乡下的放牛娃。他不仅给了我读书的机会，更给了我改变命运的勇气。”

在资中中学堂，像邓孝可这样的寒门学子还有很多。骆成骧专门设立了“助学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是他的俸禄和士绅的捐款，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