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贫困学生。他还鼓励学生们相互帮助，家境好的学生捐出多余的笔墨纸砚，成绩好的学生义务辅导后进生。学堂里渐渐形成了一种“互助互爱”的风气，大家虽然出身不同，却都怀着“读书报国”的共同理想。

有一年冬天，资州下起了罕见的大雪，气温骤降。骆成骧巡查宿舍时，发现一个名叫李准的学生只穿着单薄的棉袄，冻得瑟瑟发抖。他立刻把自己身上的棉袍脱下来，披在李准身上。李准不好意思地推辞：“先生，您年纪大了，更需要保暖。”骆成骧却说：“我老了，抗冻；你年轻，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时候，可不能冻着。”

后来李准才知道，那件棉袍是骆成骧中状元时，光绪帝赏赐的御用品，他一直舍不得穿，只在重要场合才拿出来。这件事让李准深受感动，他发奋读书，后来成为清末着名的海军将领，曾率舰队巡视南海，扞卫国家领土主权。晚年时，李准回到资中，特意在资中中学堂旁修建了一座“忆骆亭”，亭中刻着他写的诗：“寒夜棉袍暖我身，恩师教诲记终身。男儿当效公之志，一寸山河一寸心。”

3.3 走出课堂，拥抱大地

骆成骧常说：“书本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把书读死了，更不能死读书。”他反对传统私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做法，主张学生要“走出课堂，拥抱大地”，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在生活中领悟道理。

每个月，骆成骧都会组织学生进行“田野考察”。春天，他带着学生去沱江岸边观察农作物的生长，让他们记录水稻、小麦的生长周期，讲解“春种秋收”的自然规律；夏天，他带着学生去考察资州的溶洞，用蜡烛和绳索测量溶洞的深度，讲解岩石的形成原理；秋天，他带着学生去镇上的集市，让他们用算术计算商品的价格，用外语与前来贸易的外商交流；冬天，他则带着学生去参观当地的手工作坊，了解铁器、陶器的制作过程，探讨传统工艺如何与现代技术结合。

有一次，他带着学生去考察都江堰。站在宏伟的水利工程前，骆成骧对学生们说：“你们看，李冰父子没中过状元，没读过《水经注》，却能修建出这样利国利民的工程，靠的是什么？是实地考察，是因地制宜，是为民之心。这告诉我们，真正的学问不在书本里，而在天地间，在百姓的需求里。”

他让学生们测量都江堰的水位，计算水流的速度，分析“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的设计原理。有个学生问：“先生，我们学这些水利知识，将来又不当水利官，有什么用呢？”骆成骧回答：“就算你们将来当农民，懂水利能让庄稼增产；当商人，懂水利能知道船运的风险；就算当老师，也能把这些知识教给学生，让更多人明白‘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除了田野考察，骆成骧还鼓励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当时资州的街道泥泞不堪，雨天更是难以通行，他便组织学生们带头修路，用学堂里学到的算术知识计算工程量，用物理知识设计排水系统。不到一个月，一条平整的石板路便修好了，百姓们都称赞：“骆先生教出来的学生，不仅会读书，还会干活！”

他还让学生们参与赈灾。光绪二十九年，资州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百姓流离失所。骆成骧带着学生们挨家挨户统计受灾人数，发放赈灾物资，还用学到的博物知识，教百姓识别可食用的野菜，缓解粮荒。有个学生在日记中写道：“以前觉得读书就是为了考功名，现在才明白，读书是为了能在百姓需要的时候，站出来做点实事。”

3.4 与时俱进，兼容并蓄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爆发……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骆成骧没有固守传统，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新思想、新事物，他的教育理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

他深知，要想让学生适应时代发展，必须让他们接触最前沿的知识。为此，他不惜重金从上海、广州等地购买新式书籍和仪器，包括《天演论》《物种起源》等西方名着，以及显微镜、望远镜、物理实验器材等。学堂里专门设立了“实验室”和“阅览室”，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做实验、读新书，眼界越来越开阔。

有一次，一个保守的乡绅看到学生们在用显微镜观察细菌，愤怒地找到骆成骧：“你这是在教孩子们搞‘洋鬼子’的东西，是要毁了祖宗的学问啊！”骆成骧却平静地邀请他一起观察：“您看，这显微镜下的细菌，我们肉眼看不到，可它确实存在，会让人生病。就像西方的学问，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洋鬼子’的就排斥，只要对国家、对百姓有用，我们就该学。祖宗的学问要继承，但不能固步自封。”

在骆成骧的影响下，资中中学堂的学生们思想活跃，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爆发后，许多学生加入了革命队伍，有的参与了四川保路运动，有的奔赴武昌参加起义。其中有个名叫喻培伦的学生，后来成为着名的革命烈士，在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牺牲，被孙中山追授“大将军”称号。

有人劝骆成骧：“先生，您还是管管学生吧，搞革命太危险了。”骆成骧却说：“我教他们读书，就是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坚持、什么该反对。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总要有人站出来。他们选择革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能让国家变好，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