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玉料进行了科学检测。通过“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技术，分析玉鸟的微量元素组成与同位素特征，结果发现，其玉料的化学成分与四川西部龙门山玉矿（古蜀时期重要的玉料产地）的玉料完全匹配，而与中原地区常见的南阳玉、蓝田玉等玉料存在显着差异。这一检测结果表明，这件殷墟玉鸟的玉料并非产自中原，而是从蜀地运输而来，其制作工艺也极有可能源自古蜀工匠——要么是古蜀工匠直接在中原制作，要么是古蜀制作完成后，作为“文化信物”或“贡品”传入中原。

除了玉鸟，殷墟还出土了一些与古蜀“太阳崇拜”相关的文物。例如，殷墟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器上，雕刻有“太阳纹”与“鸟纹”组合的图案，这种图案在中原早期文化中极为罕见，而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则十分普遍。此外，殷墟甲骨文中有“鸟”“日”“凤”等字的记载，部分卜辞内容涉及“祭祀鸟神”“祈求日出”等，如“贞：又（侑）于鸟，亡（无）灾？”（占卜：祭祀鸟神，是否会没有灾祸？），“贞：日有食，告于上甲？”（占卜：发生日食，是否要向祖先上甲报告？）。虽然这些卜辞并未直接提及“神鸟驮日”，但结合殷墟玉鸟的出土，可以推测，古蜀的“神鸟-太阳”信仰已传入中原，并对商代晚期的祭祀活动与天文观念产生了影响。

那么，古蜀的“神鸟-太阳”信仰是如何传入中原的呢？从考古与文献资料来看，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贸易往来”。蜀地盛产玉石、青铜、丝绸等物资，而中原则拥有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两地通过“蜀道”（如金牛道、米仓道）形成了贸易通道。殷墟玉鸟的玉料来自蜀地，证明两地存在玉石贸易，而“神鸟”作为古蜀的文化符号，可能随着玉石等物资的运输传入中原。二是“政治联姻与外交”。据《竹书纪年》记载，商代晚期，“蜀人来朝”，即古蜀与商王朝存在外交往来；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曾多次主持祭祀与军事活动，殷墟玉鸟出土于妇好墓，可能是古蜀向商王朝进贡的礼物，或双方政治联姻的信物。无论是贸易还是外交，都为古蜀崇拜文化传入中原提供了渠道。

周代：“扶桑神树”传说与古蜀神树崇拜的中原化

进入周代（距今约3046-256年），古蜀崇拜文化在中原的传播进一步深入，其中最显着的表现是“扶桑神树”传说的流行。“扶桑神树”是中原神话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神树意象，而其起源，正是古蜀的神树崇拜——通过文化交流传入中原后，与中原的太阳崇拜、神话传说相结合，最终成为华夏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海经》是记载“扶桑神树”传说最丰富的文献，其中《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则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些记载描绘了一个清晰的场景：在东方的“汤谷”（或“温源谷”）中，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神树“扶桑”，树上栖息着十只“乌”（神鸟），其中九只在树下的树枝休息，一只在树顶的树枝承载太阳运行，太阳从扶桑神树升起，又从西方的“若木”（另一棵神树）落下，神鸟则是太阳的“载体”。

将《山海经》中“扶桑神树”的记载与三星堆青铜神树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 数量对应：三星堆青铜神树有“三层树枝、九只神鸟、树顶有日”，《山海经》中扶桑神树有“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均为“十日”与“神树”的组合；

- 功能对应：三星堆青铜神树是“连接三界、神鸟驮日”的枢纽，扶桑神树是“十日所浴、太阳升起”的场所，二者均与太阳运行、天地沟通有关；

- 形象对应：三星堆青铜神树“树干笔直、树枝分层、神鸟栖枝”，扶桑神树“居水中、大木、其叶如芥”，均为“高大树木”的形象，且都与“水”（三星堆神树底部有“树根”象征地下水，扶桑神树“居水中”）有关。

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巧合。学者普遍认为，“扶桑神树”的传说源自三星堆的神树崇拜——古蜀人将神树与十日、神鸟的信仰融入神话，通过文化交流传入中原后，中原人结合自身对东方日出的观察（中原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人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将神树的生长地点设定为“东方汤谷”，并将神鸟称为“乌”（中原对鸟类的常见称呼），最终形成了“扶桑神树”的传说。

除了《山海经》，周代的其他文献与文物也印证了“扶桑神树”与古蜀神树崇拜的关联。例如，《楚辞·离骚》中记载：“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屈原在想象中骑着马到“咸池”（太阳沐浴的地方）饮水，将缰绳系在扶桑神树上，这里的“扶桑”已成为与太阳紧密关联的文化符号，与《山海经》的记载一脉相承。在文物层面，陕西宝鸡周原遗址（西周早期都城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纹方鼎”，鼎腹四面均雕刻有神树图案——树干分层，树枝上栖息着飞鸟，树下有侍从跪拜，神树的造型虽比三星堆青铜神树简化，但“树-鸟-人”的组合模式与三星堆祭祀场景完全一致，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