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神树崇拜在周代中原地区已融入青铜礼器的装饰体系，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扶桑神树”传说在中原的传播过程中，并非简单复制古蜀崇拜，而是与中原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呈现出“中原化”的特征。例如，中原人将“扶桑神树”与“祖先崇拜”结合，认为扶桑是祖先灵魂升天的“天梯”——周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部分“玉圭”，上面雕刻有“人沿神树攀登”的图案，象征墓主人的灵魂沿着神树升入天界，与祖先团聚。这种“灵魂升仙”的理念，是中原祖先崇拜与古蜀“神树连接三界”观念的结合，体现了文化融合的创造性。此外，中原人还将“扶桑神树”与天文历法结合，根据“十日”的意象制定“十日历”（一旬十天），并将神鸟“乌”与二十八星宿中的“朱雀”（南方七宿的总称）关联，使古蜀的神鸟崇拜融入中原的天文体系，成为华夏天文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至秦汉：古蜀崇拜元素的华夏化整合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距今约770-221年），随着周王朝的衰落与“礼崩乐坏”，各地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古蜀崇拜的元素进一步融入中原文化，并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元素整合，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共同符号。

在文献方面，《吕氏春秋·勿躬》记载：“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乌余作弓，夷羿作弓矢，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其中的“羲和”，在《山海经》中是“浴日于甘渊”的太阳之母，而“羲和作占日”则表明，与太阳相关的崇拜已成为中原天文历法的重要来源，这背后正是古蜀“神鸟-太阳”信仰与中原天文知识的融合。此外，《庄子·逍遥游》中记载：“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里的“鹏鸟”，体型巨大、能展翅高飞，与古蜀神鸟“驮日飞翔”的意象有相似之处，有学者认为，“鹏鸟”的原型可能受到古蜀神鸟崇拜的影响，是古蜀神鸟在中原文学中的艺术化呈现。

在文物方面，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春秋时期楚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神鸟尊”，造型虽带有楚文化的灵动风格，但神鸟的尖喙、展翅形态与三星堆青铜神鸟一脉相承，腹部的太阳纹也保留了古蜀崇拜的核心元素；山西侯马晋国遗址（春秋时期晋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神树”，由多节玉料拼接而成，树枝上雕刻有神鸟与果实，与三星堆青铜神树的结构一致，证明古蜀神树崇拜已传播至中原北部的晋国，成为晋文化的组成部分。

到了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正式形成，古蜀崇拜的元素也被彻底整合进华夏文明的整体框架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用“五德终始说”确立秦朝的正统性，其中“水德”的象征之一是“玄鸟”（黑色的鸟），而“玄鸟”的形象正是源自对古蜀神鸟与中原玄鸟（商族图腾）的整合。汉武帝时期，“太一神”成为最高神灵，祭祀“太一神”的场所中设有“神树”，《史记·封禅书》记载：“上（汉武帝）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这里虽然未直接提及神树，但结合汉代画像石中的“神树”图案（如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的神树，树上有神鸟、仙人），可以推测，汉代祭祀“太一神”的神树，正是对古蜀神树、中原扶桑神树的整合，成为华夏正统祭祀体系的一部分。

向南传播：古蜀崇拜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基因融合

西南地区（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等）是古蜀文明的近邻，自新石器时代起，古蜀与西南少数民族就存在密切的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古蜀的“神树-神鸟”崇拜，通过向南的传播路径，深入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与当地的原始崇拜、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播并非短暂的文化交流，而是长期的、深层次的融合——古蜀崇拜的核心内涵被少数民族吸收，并转化为符合自身文化特色的信仰形式，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为西南地区融入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文化基础。

战国至汉代：滇文化中的“神树祭祀”与古蜀崇拜的传承

滇文化是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今云南中部与东部，其核心遗址是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距今约2400-2000年）。石寨山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文物，尤其是“青铜贮贝器”上的雕刻图案，清晰地展现了滇文化对古蜀“神树-神鸟”崇拜的传承与发展。

青铜贮贝器是滇人用于储存贝壳（当时的货币）的重要器物，也是滇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但石寨山遗址出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