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道鲜美，且繁殖能力强，生长速度快，一年可繁殖多次，这使得其种群数量能够保持稳定，成为古蜀人最易捕获的鱼类之一。

鲤鱼则与鲫鱼类似，同样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其体型相对较大，最大可长至1米以上，肉质更为肥厚。鲤鱼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在岷江、沱江的干流与支流，以及“西海”等湿地中均有大量分布。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多处商周时期的遗址（如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鲫鱼、鲤鱼骨骼化石，这些化石的数量占据了出土鱼类骨骼总量的80%以上，充分证明了这两种鱼类在古蜀人饮食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在部分遗址中还发现了用于烹饪鱼类的陶器，如陶釜、陶鼎等，这些器物的内壁往往残留有鱼类的油脂与骨骼痕迹，进一步印证了古蜀人食用鲫鱼、鲤鱼的习惯。

2.2 长江白鲟：穿梭于江河的“珍稀精灵”

除了常见的鲫鱼、鲤鱼外，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还生活着一种如今已濒临灭绝的珍稀鱼类——长江白鲟。长江白鲟属于鲟形目白鲟科，是中国特有的大型肉食性鱼类，最大体长可达7米，体重超过300公斤，有“水中大熊猫”“长江活化石”之称。根据古生物学家的研究，长江白鲟在中生代末期就已出现，历经数千万年的演化，始终保持着原始的形态特征，是研究鱼类演化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物种。

在商周时期，长江白鲟的分布范围较广，不仅在长江干流中活动，还会沿着岷江、沱江等支流逆流而上，进入成都平原的江河与湿地中觅食、繁殖。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南部的一处商周时期遗址中，曾发现过一段长江白鲟的脊椎骨化石，经鉴定，这段化石所属的个体体长约为5米，生活年代距今约3000年左右。这一发现表明，当时的成都平原水域环境完全能够满足长江白鲟的生存需求，也反映出彼时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白鲟的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在2020年被宣布灭绝，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生态保护的深刻教训。

2.3 其他鱼类资源：丰富多样的水生群落

除了上述三种鱼类外，商周成都平原的水域中还生活着众多其他物种，共同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水生群落。其中，草鱼、青鱼、鲢鱼、鳙鱼（即“四大家鱼”的祖先）虽然在当时尚未经过人工养殖，但已在自然水域中形成一定规模的种群。草鱼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常见于湿地与江河的浅水区；青鱼则以螺、蚌等底栖动物为食，多活动在江河的深水区；鲢鱼与鳙鱼则生活在水体的中上层，以浮游生物为食。这些鱼类的存在，进一步丰富了古蜀人的食物来源，也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水域生态的复杂性。

此外，还有一些小型鱼类如麦穗鱼、餐条鱼等，虽然体型较小，肉质相对较差，但数量众多，易于捕获，也是古蜀人日常饮食的补充。同时，水域中还生活着泥鳅、黄鳝等底栖鱼类，它们能够在淤泥中钻穴生存，即使在干旱季节也能存活，成为古蜀人在特殊环境下获取食物的重要保障。这些丰富多样的鱼类资源，不仅满足了古蜀人的物质需求，也为其精神世界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鱼与古蜀人的物质生活：从果腹之物到生存保障

3.1 捕鱼工具与技术：古蜀人的“水中捕猎”智慧

为了获取丰富的鱼类资源，古蜀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发明并改进了多种捕鱼工具与技术，展现出高超的“水中捕猎”智慧。从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时期古蜀人使用的捕鱼工具主要包括鱼叉、鱼钩、渔网等。

鱼叉是当时最为原始也最为常见的捕鱼工具之一，通常由木柄与尖锐的金属或骨质叉头组成。金属叉头多由青铜制成，经过锻打与磨砺，锋利无比；骨质叉头则多由大型鱼类的脊椎骨或兽骨制成，虽然硬度不如青铜，但制作简便，易于获取。古蜀人在使用鱼叉时，通常会潜伏在水边或乘坐独木舟进入水中，待发现鱼类后，迅速将鱼叉投向目标，凭借精准的判断力与力量捕获鱼类。在三星堆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青铜鱼叉，叉头呈三角形，边缘带有锯齿，长度约为20厘米，木柄已腐朽，但仍能看出其当时的使用痕迹。

鱼钩的出现则比鱼叉更为进步，它能够通过诱饵吸引鱼类上钩，提高捕鱼的效率。商周时期的鱼钩主要有骨质与青铜两种材质，骨质鱼钩多由兽骨或鱼骨制成，先将骨骼切割成条形，然后在一端磨出尖锋，另一端钻出土孔，用于系挂鱼线；青铜鱼钩则采用铸造工艺制成，形状更为规整，尖锋更为锋利，且表面往往经过抛光处理，减少了鱼类上钩时的阻力。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多件骨质鱼钩，其中一件长度约为5厘米，尖锋锐利，土孔清晰，保存完好，充分展现了古蜀人精湛的手工技艺。

渔网是当时最为高效的捕鱼工具之一，能够一次性捕获大量鱼类。商周时期的渔网主要由植物纤维（如麻、葛等）编织而成，网眼大小根据目标鱼类的体型而定——捕获大型鱼类时，网眼较大；捕获小型鱼类时，网眼较小。为了使渔网能够沉入水中，古蜀人还会在渔网的边缘系上陶制或石制的网坠；同时，在渔网的上方系上浮子（多由芦苇杆或中空的陶球制成），以保持渔网在水中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