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在成都平原的一处商周时期遗址中，曾发现过一段保存完好的渔网残片，残片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网眼呈方形，边长约为2厘米，编织纹理清晰，可见当时渔网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

除了上述工具外，古蜀人还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捕鱼技术，如“竭泽而渔”与“利用水流”。“竭泽而渔”即通过堵塞水源或挖掘渠道，将小面积水域中的水排干，然后直接捕捉其中的鱼类，这种方法虽然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破坏，但在食物短缺的季节，却是古蜀人获取大量鱼类的有效手段。“利用水流”则是指利用河流的自然流速，在河道狭窄处设置鱼梁（用石头或木桩搭建的拦鱼设施），当鱼类顺流而下时，便会被鱼梁阻挡，古蜀人再从鱼梁的缺口处进行捕获。这种方法既省力又高效，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小，体现了古蜀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利用。

3.2 鱼类在饮食结构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的蛋白质来源

在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农业生产虽已有所发展，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作物的产量并不稳定，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等）的影响。相比之下，鱼类资源则具有稳定性高、获取难度相对较低的特点，因此成为古蜀人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蛋白质来源。

从考古发现的人类骨骼同位素分析结果来看，商周时期古蜀人的食谱中，鱼类所占的比例较高。以金沙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为例，其碳同位素比值与氮同位素比值均表明，当时的居民主要以c3植物（如水稻、小麦等）与鱼类为食，其中鱼类提供的蛋白质占总蛋白质摄入量的40%以上。这一数据充分说明，鱼类在古蜀人的日常饮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其维持生命活动与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

此外，鱼类的食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古蜀人既可以将鱼类直接烧烤食用，也可以用陶釜、陶鼎等器物将鱼类煮熟后食用，还可以将鱼类腌制或晒干，以便长期保存。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用于储存鱼类的陶罐，这些陶罐通常密封性较好，内部残留有鱼类的骨骼与油脂痕迹，表明古蜀人已掌握了鱼类的储存技术。这种储存方式不仅能够在鱼类资源丰富的季节储存足够的食物，还能在鱼类资源短缺的季节（如冬季）为古蜀人提供食物保障，进一步凸显了鱼类在古蜀人物质生活中的重要性。

3.3 鱼类与生存应急：特殊环境下的“救命粮”

在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虽然总体上水文条件优越，但也时常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在这些特殊环境下，鱼类往往成为古蜀人重要的“救命粮”，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当洪水泛滥时，大量农田被淹没，农作物被冲毁，古蜀人的粮食储备面临严重短缺。此时，洪水带来的不仅是灾难，也带来了丰富的鱼类资源——被洪水淹没的农田、村庄成为鱼类的临时栖息地，古蜀人可以通过简单的捕鱼工具，在自家门口或附近的水域中捕获鱼类，以解决温饱问题。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一处被洪水淹没的商周时期村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鱼类骨骼与捕鱼工具，这些遗迹表明，在洪水期间，当地居民主要依靠捕鱼为生。

而在干旱季节，江河湖泊的水位下降，部分水域干涸，农作物因缺水而减产或绝收。但此时，湿地与一些深水潭中仍有鱼类存活，古蜀人可以通过挖掘渠道、提取地下水等方式，将水引入干涸的水域，吸引鱼类聚集，或将深水潭中的鱼类捕获。此外，泥鳅、黄鳝等底栖鱼类能够在淤泥中存活较长时间，即使在水域干涸后，也能在淤泥中找到它们的踪迹，成为古蜀人在干旱季节重要的食物来源。正是因为有了鱼类这一“救命粮”，古蜀人才能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维持种群的延续与文明的发展。

四、鱼与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从“湿地精灵”到敬畏之神

4.1 “湿地精灵”的象征：鱼类的“神秘属性”

在古蜀人的认知中，鱼类并非简单的食物，而是生活在与人类不同空间维度的“湿地精灵”。它们栖息在幽深的水域中，能够在水中自由穿梭，却无法在陆地上长时间生存；人类则生活在陆地上，依赖空气呼吸，无法像鱼类一样在水中畅游。这种“水陆隔绝”的生存状态，让古蜀人对鱼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与神秘感。

古蜀人观察到，鱼类能够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活动，却很少露出水面，仿佛生活在一个隐秘的“水下世界”。这个“水下世界”与人类生活的“陆上世界”截然不同——它没有阳光的直射，没有人类的喧嚣，却有着丰富的生物与独特的生态。古蜀人相信，这个“水下世界”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而鱼类则是这种力量的载体与象征。它们能够感知水下世界的变化，预测水流的走向，甚至能够与“水神”沟通，这种“神秘属性”让鱼类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此外，鱼类的繁殖能力也让古蜀人感到惊叹。他们观察到，每年春季，大量的鱼类会聚集在浅水区产卵，鱼卵在水中孵化成幼鱼，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又能长成成鱼。这种“生生不息”的繁殖现象，让古蜀人将鱼类与“生命繁衍”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鱼类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够促进万物的生长与繁衍。因此，在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中，鱼类常常被作为“生命的象征”，用于祈求部落人丁兴旺、农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