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鱼鹰作为捕鱼的“助手”，间接关联着“鱼”的意象，进一步印证了“鱼凫王”与鱼类资源的紧密联系。

对古蜀人而言，鱼凫王的传说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信仰支撑”。他们相信，鱼凫王并非普通的首领，而是“鱼灵”派到人间的管理者——他教会族人捕鱼、顺应水文规律，让族人得以在湿地密布的平原上存活；即便他“得仙道”离去，其精神也会化作“鱼灵”继续庇佑蜀地。因此，古蜀人“为立祠”供奉鱼凫王，本质上是将对鱼的敬畏，转化为对先王的崇拜，让“敬鱼”与“敬王”融为一体，形成更稳固的精神凝聚力。这种“神性绑定”，让鱼的象征意义从“湿地精灵”升级为“文明守护者”，成为古蜀文明传承的重要精神符号。

4.4.2 后世民俗中的“敬鱼”遗风：从祭祀到生活的渗透

随着时代变迁，古蜀人对鱼的敬畏虽不再如商周时期那般充满“原始信仰”色彩，却以更接地气的民俗形式，融入了成都平原的日常生活，成为地域文化的独特印记。

1. 祭鱼仪式的“简化与延续”

在成都平原部分临水村落，直到明清时期仍保留着“祭鱼”的习俗，其源头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鱼祭。每年春季鱼类产卵前，村民会自发聚集在河边，用简单的仪式祈求“鱼灵”保佑当年鱼类丰收——他们会将提前准备好的谷物、酒洒入河中，口中念诵“鱼儿肥，河水清，保佑我们好收成”之类的歌谣，不再有商周时期复杂的青铜礼器与大型祭台，却保留了“感恩鱼的馈赠、不滥捕”的核心内核。

最具代表性的是成都新津区的“端午祭鱼”习俗。新津地处岷江、沱江交汇处，自古鱼类资源丰富，当地村民认为“端午是鱼儿最活跃的时候，也是感谢鱼灵的好日子”。每逢端午节，村民会带着粽子、盐蛋来到江边，先将粽子掰成小块投入水中“喂鱼”，再进行龙舟竞渡——龙舟的造型虽为龙形，但在老辈人的说法里，“龙舟划水，是为了让鱼灵看到我们的诚意，让江水永远有鱼，我们永远有饭吃”。这种习俗，本质上是商周“鱼祭”的简化版，将对鱼的敬畏融入传统节日，让信仰在代代相传中延续。

2. 生活禁忌中的“护鱼意识”

成都平原的老辈人，至今仍保留着一些与“鱼”相关的生活禁忌，这些禁忌背后，藏着对鱼的敬畏与对生态的朴素认知，与商周时期“不捕幼鱼、禁渔期休渔”的准则一脉相承。

比如，“不捕三月鱼”的说法在平原乡村广为流传。这里的“三月”（农历）正是鱼类产卵的季节，老辈人会告诫晚辈：“三月的鱼肚子里全是鱼籽，捕一条鱼，等于害了一窝鱼，会遭‘水神’怪罪。”即便在现代渔业技术普及的今天，部分渔民仍会在农历三月主动减少捕鱼次数，甚至收起渔网，这种“自觉护鱼”的意识，正是商周时期“捕捞限度”准则的后世延续。

再比如，“不食鱼眼”“不扔鱼鳃”的习俗。老辈人认为，“鱼眼能看到水下的神灵，鱼鳃是鱼呼吸的根本，伤害它们就是对鱼灵的不尊重”。虽然这种说法带有迷信色彩，但本质上是对“鱼”的特殊对待——不将鱼视为单纯的“食物”，而是带有“灵性”的生命，这种认知与商周时期“鱼是湿地精灵”的观念高度契合，是敬畏心理在生活细节中的隐性体现。

3. 饮食文化中的“敬鱼符号”

成都平原的饮食文化中，“鱼”也承载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远超“食材”本身。比如，成都人宴席上的“全鱼宴”，讲究“鱼身完整、鱼头朝客”——“鱼身完整”象征“鱼灵完整，庇佑周全”，“鱼头朝客”则是将“最尊贵的部分”献给客人，暗含“与客人共享鱼灵馈赠”的意味；而在年夜饭中，“鱼”更是必不可少的菜品，且必须“留头留尾”，取“年年有余（鱼）、有始有终”的寓意，这种“留鱼”的习惯，本质上是对“鱼灵”的感恩——不将鱼“吃尽”，而是留下部分“归还”自然，与商周时期“不过度捕捞”的理念异曲同工。

甚至成都的地方小吃，也藏着“鱼”的印记。比如“糖油果子”，其传统造型为“圆形串起，表面有纹路”，老辈人称之为“鱼籽团”，寓意“像鱼籽一样多子多福”；而“蛋烘糕”的经典馅料“肉松鱼松”，在过去只有重要节日才会添加，因为“鱼松是鱼的精华，吃了能沾到鱼的灵气”。这些饮食细节，看似是“讨彩头”，实则是古蜀人“敬鱼”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让这种古老的信仰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从鱼凫王的传说，到后世的祭鱼习俗、生活禁忌与饮食符号，古蜀人对鱼的敬畏从未消失。它如同一条看不见的“鱼脉”，跨越数千年时光，将商周时期的湿地生态信仰，与成都平原的地域文化紧紧串联。这种传承，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古蜀文明的生命力，更让我们理解：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从来不是过时的“原始观念”，而是文明得以长久延续的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