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丰收。

4.2 “神秘的馈赠”：对鱼的敬畏之情

鱼类为古蜀人提供了生存所需的食物，这种“不劳而获”（相对农业生产而言）的馈赠，让古蜀人对鱼充满了敬畏之情。在古蜀人的观念中，人类生活的土地与鱼类生活的水域，都是由“神灵”创造与掌管的。人类通过耕种土地获取粮食，需要付出翻土、播种、灌溉、收割等大量劳动，且收成还需依赖天气好坏；而鱼类生活在水中，无需人类刻意照料，只需通过简单的捕鱼工具，便能从水域中获取，这种“天然赐予”的特性，让古蜀人坚信鱼类是“水神”或“湿地之神”派来滋养人类的使者，每一次捕鱼都是神灵的恩惠，而非人类单方面的索取。

这种敬畏之情首先体现在捕鱼前的“祭祀仪式”中。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多处商周时期的水边遗址（如金沙遗址的祭祀区、三星堆遗址的青关山台地）中，发现了大量与鱼类相关的祭祀遗存——在一些用于祭祀的陶罐中，整齐摆放着完整的鲫鱼、鲤鱼骨骼，骨骼表面未留有食用痕迹，显然是作为“祭品”使用；部分遗址的水边还发现了用石头堆砌的圆形祭台，祭台上残留着青铜器皿的印记，推测古蜀人在捕鱼前，会在此举行祭祀仪式，祈求神灵保佑捕鱼顺利、收获丰厚。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的记载，结合考古发现推测，当时可能还会以部落首领或“渔师”为代表，向“水神”敬献酒、谷物等祭品，同时吟诵祈福的歌谣，内容多为感谢神灵赐予鱼类资源，承诺不会过度捕捞，以维持与神灵的“契约关系”。

其次，这种敬畏之情体现在对“捕捞限度”的自觉遵守上。古蜀人虽依赖鱼类生存，却从未采取“赶尽杀绝”式的捕捞方式，而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捕捞准则”。从考古发现的渔网残片来看，当时的渔网网眼多在2-3厘米以上，这种尺寸的网眼只能捕获体型较大的成鱼，而体型较小的幼鱼则能从网眼中逃脱，保证了鱼类种群的繁衍；同时，在一些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还发现了与“禁渔期”相关的刻画符号——有符号描绘为“鱼”与“太阳”“水波”的组合，推测代表“夏季汛期禁渔”，因为夏季是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此时停止捕鱼，能让幼鱼顺利成长，确保后续鱼类资源的稳定。这种对捕捞行为的自我约束，并非出于现代生态保护意识，而是源于对“神灵馈赠”的敬畏——古蜀人相信，若过度捕捞，会触怒“水神”，导致鱼类资源减少，甚至引发洪水、干旱等灾害，因此必须以“适度”的方式获取资源，回报神灵的恩惠。

此外，对鱼类的敬畏还延伸到“特殊鱼类”的保护上。长江白鲟作为当时水域中的“巨型鱼类”，因其体型庞大、数量稀少，被古蜀人视为“水神的化身”，极少被捕获食用。考古发现中，长江白鲟的骨骼化石多为零散的脊椎骨或鳞片，且多出土于祭祀区而非生活区，推测古蜀人若偶然捕获长江白鲟，不仅不会食用，还会举行特殊的“送归仪式”——将白鲟的骨骼收集起来，埋在祭祀区，同时向“水神”忏悔，祈求原谅因意外捕获“神鱼”而犯下的过错。这种对特殊鱼类的保护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古蜀人对鱼类的敬畏并非单纯的“实用主义”，而是融入了深刻的精神信仰，将鱼类视为与神灵沟通的桥梁，而非单纯的“食物”。

这种敬畏之情最终沉淀为古蜀人独特的“生态伦理”——他们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认为人类与鱼类、湿地、江河之间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人类依赖自然的馈赠生存，自然也需要人类的呵护维持稳定，这种观念不仅保障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鱼类资源的持续丰富，也为古蜀文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成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的早期源头之一。

4.4 鱼脉的传承：从古老传说到后世民俗的文化延续

古蜀人对鱼的敬畏，并未随着商周时期的结束而消散。它如同一条隐秘的“文化脉络”，既融入了关于古蜀先王的传说，成为文明起源的重要注脚，又渗透到成都平原后世的民俗活动中，以更鲜活的形式延续至今，证明这种源于自然的信仰，早已成为地域文化的“基因密码”。

4.4.1 鱼凫王传说：古蜀先王与鱼的“神性绑定”

在古蜀历史传说中，“鱼凫王”是与“鱼”关联最紧密的先王，其传说本身就是古蜀人对鱼敬畏心理的“具象化升华”。根据《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这里的“鱼凫”，字面意为“以鱼鹰捕鱼的人”，而在古蜀人的语境中，“鱼凫”并非单纯的“渔猎者”，而是“鱼灵”与“人间首领”的结合体——他既能通晓鱼类的习性、掌控水域的资源，又能带领族人通过捕鱼与农耕生存，是“人-鱼-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

后世考古发现与传说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在成都平原西北部的湔山（今都江堰市境内）一带，曾出土过大量商周时期的捕鱼工具与鱼形纹饰器物，与“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高度契合；而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中，部分青铜器物的造型与纹饰，也被推测与“鱼凫文化”相关——比如一件青铜人像的冠饰，形似鱼鹰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