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基督教化，但“太阳象征重生”的信仰仍以世俗化的形式保留——例如，复活节（基督教重要节日，纪念耶稣复活）的日期选择与“春分”（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平分，象征“平衡与新生”）相关，人们会在复活节当天绘制“太阳图案”的彩蛋，象征“生命的重生与希望”，这本质上是古代太阳崇拜中“循环与重生”信仰的文化延续。

（三）“宇宙秩序”的共同构建：以太阳循环为核心

无论是金沙遗址代表的古蜀先民，还是古希腊、古罗马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在构建早期“宇宙秩序”认知时，都不约而同地将“太阳循环”视为核心——他们以太阳的运行规律为“标尺”，定义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认为宇宙的稳定、人类社会的有序，都依赖于太阳循环的“恒定不变”。这种“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秩序观”，是东西方太阳崇拜在“循环往复”维度上最深刻的共性，也是人类早期对“宇宙结构”最朴素、最一致的认知表达。

对于金沙遗址的古蜀先民而言，“太阳循环”是他们理解“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关键。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布局呈现出明显的“向阳性”特征：核心祭祀坑多朝向东南方（太阳升起的方向），周边的建筑基址也以“太阳运行轨迹”为参照排列——例如，部分房屋的门朝向与冬至日、夏至日的太阳升起方向一致，推测是先民通过建筑布局“呼应太阳循环”，以确保人类生活与宇宙秩序同步。这种“建筑与太阳循环的绑定”，背后是古蜀先民的核心认知：太阳是“天”的核心，它的东升西落、四季位移，构成了“天”的运行规律；而人类生活在“地”上，必须通过祭祀、建筑布局等方式“追随太阳”，才能让“人”的行为与“天”的秩序保持一致，进而获得宇宙的庇佑。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更是这种“宇宙秩序观”的物化载体。玉琮外方内圆的造型，被考古学家普遍解读为“天圆地方”的象征——圆形的内孔代表“天”（以太阳为核心的天体运行），方形的外壁代表“地”（人类生活的平面空间）；而玉琮表面刻有的“太阳纹”与“兽面纹”，则进一步强化了“太阳连接天地”的内涵：太阳纹代表“天的力量”，兽面纹（可能是古蜀先民崇拜的图腾）代表“地的生命”，两者结合暗示“太阳通过循环运行，将天的秩序传递到地，维系天地间的平衡”。先民通过祭祀玉琮，本质上是在“沟通天地”：祈求太阳持续保持稳定的循环，让天地秩序不被打破，从而保障人类社会的安宁与丰收。这种“以太阳为纽带，连接天地人”的宇宙观，与西方早期文明的认知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在西方文明中，“太阳循环”同样是构建宇宙秩序的核心。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与天文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就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尽管这一观点后来被托勒密的“地心说”取代，但在早期信仰层面影响深远），而古希腊神话则通过“太阳神阿波罗驾驭太阳车”的叙事，将这种认知具象化：阿波罗每天从东方的“太阳神殿”出发，驾驭四匹神马拉的太阳车，穿越天空，傍晚抵达西方的“冥府之门”，完成一次“天的循环”；而“天的循环”又决定了“地的秩序”——白天是人类劳作、神灵活动的时间，夜晚是休息、冥府活跃的时间，这种“昼夜划分”是宇宙秩序的基础。古希腊人相信，若阿波罗的太阳车运行出现偏差（如速度过快导致酷热，或过慢导致寒冷），宇宙秩序就会被打破，人类社会便会陷入混乱。因此，祭祀阿波罗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祈求太阳车稳定运行”，维系宇宙秩序的平衡。

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的宇宙观，并将其与“皇权秩序”进一步绑定。罗马帝国时期，皇帝被视为“太阳在人间的代表”——皇帝的统治秩序，就是“太阳宇宙秩序”在人间的投射。例如，皇帝奥勒留在位时，曾颁布法令将“太阳崇拜”定为国家宗教，规定每年冬至日（太阳开始“回归”，白昼变长）为“帝国秩序日”，全国举行庆典，象征“皇帝的统治如同太阳循环一般，永恒稳定，不可动摇”。这种“以太阳循环象征皇权秩序”的认知，与金沙先民“以太阳循环象征部落统治秩序”的逻辑完全一致：古蜀的部落首领通过祭祀太阳神鸟金箔、金杖等礼器，将自己的权力“归因于太阳的赋予”，认为“首领的统治秩序与太阳循环同步，因此具有合法性”；而古罗马皇帝则通过将自己与太阳绑定，让“皇权秩序”获得“宇宙秩序”的背书，两者都是将“太阳循环的稳定性”转化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合法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文明都通过“禁忌与仪式”，维护“太阳循环所代表的宇宙秩序”。金沙先民有“禁止在太阳升起前进行捕猎”的习俗（考古发现的捕猎工具多在日出后使用的痕迹），认为“日出前是太阳‘孕育光明’的时刻，人类活动会打扰太阳的循环，破坏宇宙秩序”；而古希腊人则有“禁止在日食时举行祭祀”的禁忌，认为“日食是太阳被‘黑暗力量’暂时遮蔽，是宇宙秩序出现‘危机’的信号，此时举行祭祀会‘触怒太阳’，导致循环无法恢复”。这些看似不同的禁忌，本质上都是对“太阳循环稳定性”的维护——通过约束人类行为，确保“太阳不被打扰，宇宙秩序不被破坏”，背后是东西方对“太阳循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