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时间，峰会第一天，上午九点整。

慕尼黑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穹顶高达三十米的圆形大厅里，已经坐满了来自全球八十多个国家的企业代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超过三千人的规模，让这个平日里空旷的建筑此刻显得拥挤而充满能量。

林默坐在第三排左侧的位置，身旁是沈清月和汉斯·伯格。按照座位安排，这排是“新兴市场代表区”，而前两排是“全球工业巨头区”——通用电气、西门子、三菱重工、阿尔斯通……那些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牌企业的代表们，正低声交谈着，偶尔投来的目光中带着审视和淡淡的优越感。

“紧张吗？”汉斯低声问，用的是德语。

“习惯了。”林默用同样流利的德语回答，“在中国，我们开会的规模比这大得多。”

汉斯笑了：“但这里的听众不一样。前两排那些人，掌握着全球工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市场份额和技术标准。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们放在显微镜下分析。”

“那就让他们分析。”林默整理了一下西装袖口，“汉斯，你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今天，我就是来遛马的。”

九点十分，峰会正式开幕。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部长上台致辞，标准的德式严谨——没有太多激情澎湃的 rhetoric，全是数据和政策。但当他提到“数字化和智能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时，林默注意到，前两排不少人都坐直了身体。

这就是默然集团的机会窗口。

“全球工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部长继续，“传统的制造强国面临着新兴经济体的挑战，而新兴经济体也在努力摆脱‘世界工厂’的标签，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在这个过程中，合作与竞争并存，机遇与挑战共生……”

致辞持续了二十分钟。接下来是欧盟委员会工业政策主管的演讲，然后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的视频讲话。

林默默默观察着。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代表的发言中，反复强调“规则”“标准”“秩序”，而亚洲代表则更侧重于“创新”“合作”“共赢”。这种微妙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文明对工业发展的不同理解。

十点半，茶歇时间。

会场外的大厅里，人群开始流动。林默刚站起身，就被几个人围住了。

“林先生，久仰大名。”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法国人伸出手，说的是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我是让-皮埃尔·杜邦，阿尔斯通集团战略副总裁。”

阿尔斯通，法国工业巨头，高铁和核电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林默与他握手：“杜邦先生，幸会。贵公司的高铁技术，我一直很钦佩。”

“但我们更钦佩贵公司在工业物联网安全领域的突破。”杜邦直入主题，“不瞒您说，阿尔斯通在过去三年内，遭遇了二十七次针对控制系统的网络攻击，其中三次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急需更可靠的防护方案。”

这就是沈清月提前铺垫的结果——她通过中间人向阿尔斯通传递了默然集团在工业安全方面的技术优势。

“我们可以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林默说，“不过需要了解贵公司的具体需求和现有系统架构。”

“当然。”杜邦点头，“峰会结束后，如果您有时间，我们可以详细谈谈。另外……”他压低声音，“我听说您和Vulcan资本有些……不愉快？作为朋友，我提醒您，他们在欧洲的影响力比您想象的大。特别是和某些政客的关系。”

“谢谢提醒。”林默不动声色，“不过我相信，技术和品质，才是最终的竞争力。”

杜邦笑了笑，没有再多说，递上名片后离开。

紧接着又是一个人——意大利人，洛伦佐·罗西，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数字化转型负责人。

“林先生，我看了贵公司关于数字孪生工厂的论文。”罗西的英语更流利一些，“非常精彩。但我想知道，这套系统对传统汽车制造企业的适配性如何？我们的生产线已经运行了三十年，设备老化，数据标准不统一……”

“这正是数字孪生系统的优势所在。”林默回答，“我们可以通过边缘计算和物联网传感器，在不更换旧设备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采集和整合。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已经成功改造了多家类似情况的工厂。”

“改造周期？成本？”

“根据工厂规模，三到六个月。成本是新建智能工厂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罗西眼睛亮了：“林先生，我们能否在峰会期间安排一次技术演示？我带来了我们最头疼的一条生产线数据——如果您能在二十四小时内给出初步的数字化方案，菲亚特将认真考虑与默然集团的全面合作。”

挑战来得很快，也很直接。

林默看向沈清月，后者微微点头。

“可以。”林默答应，“给我们数据，明天这个时候，我们给您方案。”

“痛快！”罗西兴奋地拍了拍林默的肩膀，“我最喜欢和中国企业家打交道——效率高，不废话。对了，提醒您一句，英国代表团里有几个人……对贵公司不太友好。领头的是詹姆斯·卡特，英国工业联合会副主席，也是Vulcan资本的董事会成员。”

又一个警告。

“知道了，谢谢。”

送走罗西，林默和沈清月交换了一个眼神。

“看来，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沈清月低声说，“法国人务实，想解决实际问题；意大利人更看重技术适配性；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