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道：“陛下，广西之事行都内群议沸然，六科言官和十三道御史欲联名血书上奏，臣快有些压制不住了，如何处断还请陛下示下。”

“欲血书上奏的都有哪些人？”朱由榔问。

“礼科都给事中金堡、户科左给事中洪士彭、吏科都给事中丁时魁，还有监察御史童琳、程源等。”

朱由榔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吴贞毓点到的这几个人，朱由榔对他们的履历都比较清楚，特别是金堡和丁时魁两人，可谓大名鼎鼎，如雷贯耳。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山东临清州知州，隆武时任礼科给事中。在永历朝廷中任礼科都给事中，后来同袁彭年等结为一党，攻击异己不遗余力。例如在《驳何吾驺疏》中痛斥何吾驺、黄士俊在佟养甲占领广东期间未能死节：“黄士俊在佟虏坐中见先臣子壮极刑，四十三年状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后与吾驺携手同来，为****乎？……若叩头养甲，满口老爷，则吾驺之礼义逊让也。臣为太祖高皇帝而骂之，何体面之有？”真是正气凛然，大有与一切软骨头不共戴天之势。可是，对于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职的袁彭年，金堡不仅不置一词，反而引为知己。究其用心，不过是因为何吾驺、黄士俊早在崇祯年间即已入阁为大学士，必须找个题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团方可放心揽权。桂林失守后，金堡当了和尚，但他并不像熊开元、方以智那样淡泊明志，而是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为尚可喜树碑立传的《平南王元功垂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丁时魁，湖北江夏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礼部主事，隆武、永历时历任工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桂林失守后降清，被委任为广西学道。

在原本历史剧本上，他们是南明永历后期楚党的五虎干将一员，剩下的其他三虎分别是袁彭年、蒙正发、刘湘客，都是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人物。

其中金堡在党同伐异时最为积极，“经其指责，刻画尽情使无置身之地”故称之为“虎牙”，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爪”。五人结党把持朝政，招权纳贿，“言非虎党不发，事非虎党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五虎以君子自命，动辄引祖制旧章，“裁抑干进，力整朝政”，实际上他们自己正是一批钻营干进的人物。鲁可藻说：“总之，彭年欲大拜（指入阁为大学士），时魁欲掌宪（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堡欲掌吏科，肆行排挤，公道所以不服耳。”五人遇事强谏，不过是为一己私利，排斥异己，达到控制朝廷的目的。

他们节操若此，现在居然还想联名弹劾实干之臣陈邦彦，搏取清名，朱由榔眼中的杀机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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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 善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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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对此事你有何想法吗？”朱由榔突然问。

遇到这种事吴贞毓也十分揪心，他虽然为二品大员，执掌都宪，但是和都察院内的诸道七品监察御史并没有明确的统属关系，当初太祖定制之时，监察御史有事可不经都御史，直接上奏皇帝，就是怕掌印官利用手中权力，钳制麾下一干御史，堵塞言路。

现在广西出了事，那些监察御史们见自己跟他们意见不一致，纠结一干同道，干脆直接抛开自己，打算联名上奏。

他这个都御史夹在皇帝和诸下属之间，委实难做人，现在经皇帝一问，他只能躬身奏道：“此事臣虽有知闻，但恐怕不能中肯，况这事关陈公名节，臣如何敢说？”

“没有旁人，你只管对朕说。”

“恕臣逾越。”吴贞毓细声奏道：“陈公秉公持正，实心办事，乃天下督抚中所罕见者，然处置之法却有待商榷之处。”

“怎么说？”

“臣私以为太过酷烈，不合孔孟仁赎之道，一次阵斩三四十位士绅国朝罕见。如果是一场战事，便是死伤上万人，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更不会群情激昂。可陈公此番处决士绅乃是刑杀，是国法杀人，三五个甚至五六个则还罢了，一次杀几十人，这实在骇人听闻。

而且仅仅因为私占田亩，就一概抄家斩头，量刑未免过重了一些，诚然乱世当用重典，但涉案人数过多时，法不责众，便不可一概而论了。

国朝三百年，卫所制糜烂崩坏早已人所共知，两京一十三省私占军田者不可计数，如果不加区分一概判以抄家斩刑，必导致犯案的乡绅官员人人自危，甚至可能会因之而暗降虏寇，原先降虏者将更为死心塌地，不利于中兴大业，更不利于陛下收复河山。”

朱由榔听后沉默不语，从吴贞毓的口气上看，他对陈邦彦此番行为也并不是很赞同，不过确没有那些言官极端，显然是秉公而谈，没什么私心在内，抛开儒家的仁道观念不谈，吴贞毓能洞察到陈邦彦的处置之法可能产生的危害，也让朱由榔颇为欣慰，知道不利之处，就有了善后补救的方向。

朱由榔完全相信，以陈邦彦的睿智和洞察力，不可能不知道那么做的后果，之所以还那么做，一则可以通过抄家，快速筹集到足够的钱粮援济中枢财政，二则无非是杀鸡儆猴罢了，有了那些被砍了脑袋的士绅做警示，其他犯案的乡绅再交由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