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佛教常被误以为是对人类没有积极贡献的虚无主义，那是因为抱持这种见解的人，被寂灭、圆寂、破灭、止息、寂静、涅槃、断欲、割断爱恨缠缚的表面意义所迷；其实佛教不是虚无主义，反而是教人能彻见生命流动的意义，是要认清如果我们将这个无常的世界认为是值得系着而贪恋执著，那么必然会因而沮丧绝望；如果我们运用般若智慧，认清了一般的人见不到的一面，就是同时见到“永恒的本身”（佛性）和无常的迁流，那我们才能真正地、更深刻地超越消极的人生。

因此，佛教强调的“灭爱”、“破烦恼”不应从消极否定的角度理解，佛教的修行在于转“爱”为“悲”，将自我中心的爱化为普遍的悲心，使肉欲的“小爱”变成精神的“大爱”，这才是超越了束缚更积极的意义。

超越束缚以后呢？

有人问赵州从谂禅师：“佛有烦恼吗？”

他说：“有。”

“那怎么会呢？他不是解脱一切烦恼的人吗？”

禅师说：“是的。但是，他的烦恼是要救度一切众生。”

我想到，佛经中所说：“如如”两字，如如不只是静止不动的，应该是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的；否则，“悲智双运”是怎么运起来的呢？对于觉悟的人，唯有众生才是他的烦恼，可叹的是，众生却不能认识自己的无常、有限和束缚！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期待父亲的笑

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父亲典型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去市场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所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他对母亲也非常的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的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别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的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二十年后我到竹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二十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在写作上十分用功，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