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疼痛极其强烈，以致他们无法撑到实验要求的三秒，大概不到一秒时就躲开了。

而亨利则不同。他在测痛计的整个刻度程都报告没感觉。然后科学家将测痛计推到最大强度，将其尖端抵到亨利胸口。她维持了三秒钟，亨利都平静地坐着，尽管他的皮肤开始灼烧变红了。

“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这位科学家后来写道，“不管疼痛有多么强烈，莫莱森没有报告任何疼痛刺激。”

科学家推测，亨利的高度耐痛可能与他大脑损伤有关，但她也不能完全肯定。她曾对其他失忆症患者用类似的方式进行了测试，他们都是有常规痛觉的。是什么让亨利变得不一样呢？

亨利穿回他的衬衫，回到他在实验期间的起居室。在那里，他可能会拿出一本填字书，一支铅笔，开始静静地攻克一个字谜游戏。

若是亨利·莫莱森对埃琳娜·哈利西有着少时的迷恋，那这份爱恋是无疾而终的。

而手术之后，亨利再没有爱上过任何人。

我外祖父在亨利大脑里所开的孔，导致了诸多缺陷，有的残暴而突兀，有的则更微妙些。据科学家们的研究，亨利所丧失的，是一种欲望的能力。正如他们所言，在手术后到临终的60年间，亨利没有交过一个女友，或是男友，从没有性生活，甚至从不手淫。那些往来其生命中的过客，闪现于电视荧幕的影星，他都以绝对中立的态度来迎接这些人的到来，他们的离去亦不会留下记忆的痕迹与令人痛苦的贪恋。

“那次手术，”研究他的科学家们得出定论道，“令他丧失了性欲。”

并不存在一种测痛设备，来测量与身体疼痛相对应的情绪，但亨利的研究者们相信，即使是有，他很可能也会呈现出类似的麻木。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有着显而易见的温和、镇定和波澜不惊的举止。他能容忍科学家们对他做任何事，毫无怨言。病人（patient）亨利·莫莱森，耐心（patient）高于一切。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很少陷入不安，即使面对着确乎令人不安的事情。比如他的父母都去世后，科学家们经常会问他关于父母的事，以此来确定这种巨大的丧失是否能够在他的脑海留下印记。在1986年，亨利六十大寿前两个星期，研究者们与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交流。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5年，父亲已经离开了20年。他们的交流如下：

研究员：你现在住在哪？

H.M.：东哈特福德。

研究员：描述一下你的住处？

H.M.：嗯，我想那是一所房子，一处私人住宅，但我想不起街道的名称。

研究员：有谁和你同住？

H.M.：嗯……我母亲。

研究员：你母亲？

H.M.：还有我爸爸？我不太确定。

研究员：为什么对你父亲不确定？

H.M.：我知道他病了。不过，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

研究员：我想他已经去世了。

H.M.：因为之前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必须得去奈安蒂克（Niantic）的医院了。哦不，不是奈安蒂克。呃，有点奇怪。

研究员：奇怪？他去了那里的医院吗？

H.M.：他去了，嗯，去了。是因为结核病（tuberculosis）。

研究员：情况不太好，对吗？

H.M.：是的，因为他在那里待了，嗯，相当一段时间。

研究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否去世了？

H.M.：不知道。

研究员：我想他去世了。

H.M.：古斯塔夫。

研究员：嗯？

H.M.：他的名字是古斯塔夫。

研究员：这是你父亲的名字？

H.M.：是的。

研究员：我记得他的名字叫亨利。

H.M.：不对。是古斯塔夫·亨利。

研究员：哦，我明白了，你的中间名是什么？你有中间名吗？

H.M.：有啊，古斯塔夫。

研究员：你的名字叫亨利·古斯塔夫。啊。真好记！

在整个交谈中，亨利的语气毫无起伏。他一如既往地，用同样温文尔雅，有些踟蹰的声音说着，当科学家千万次向他证实其父亲已经过世时，他也从未流露出可见的悲伤。有一天，另一个类似的讨论会期间，亨利给自己写了一张便条，将它揣在他的衬衫口袋里，走到哪里都带着。

“父亲死了，”上面写着，“母亲住在医院里，但她还活着。”

埃琳娜·哈利西和她父亲一样，去了哈特福德警察局工作。她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位女交警。她记得，她曾踏着自己独有的步调走在街上，看着那些停着的汽车，看着里面的儿童安全椅、咖啡杯、文件或是其他什么，想象着车主是怎样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哪里工作、有几个孩子，以及他们的理想与壮志。

我采访她时，她已经退休很久了。她身体不太好。声音听起来很虚弱。她告诉我，她有时犯点儿小癫痫。但医生还没能确诊。

“除此之外，我好得很，”她说，“但你知道，这该死的大脑的确会为所欲为。”

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大脑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不论在梦中还是现实中，都遵循着它们自己的神秘惯例。它们接收并处理我们的经历，呈现并保护我们的个人世界。但它们也会生病，会生发出癌细胞，有时只是单纯地衰老。但大脑常常只遵守自己的指令，远远超出我们的控制。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大脑，换句话说，都在该死地为所欲为。

而亨利·莫莱森却没有。

从他手术后到他临终，亨利的大脑不再投自己所好。它许多基本回路都被中断或封锁，这种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