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的。她的父亲当时是一名警察，后来当了警察局长。她叫哈利西（Hallissey），哈利西是姓，名字叫埃琳娜（Arline）。”

过了一会儿，科学家又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还记得学校的其他孩子吗？

“我想到了一个。”他回答，“一个女孩。她的父亲是，呃，当时是个警察……她姓哈利西。”

“她和你一直是同学吗？”

“是，是的。”

“那她名字叫什么？”

“埃琳娜。”他说道。

每次让他回想圣彼特的其他学生，他总要头一个提起埃琳娜。他说他们在圣彼特学校一块儿从二年级读到八年级，虽然并不是一直同班。每个年级有两个班，教务人员有时会在升学时将孩子们打乱。“挑一些同学出来换班，”亨利解释说，“以确保他们不用整个学校生涯都待在一块儿。”亨利照例谈到埃琳娜，他回忆道，每当学年结束时，“都会希望某一个人能一直陪你……但他们终究会转走。”

亨利似乎曾经暗恋着埃琳娜·哈利西。

照片中教室的墙壁呈现两个色调，底部暗些，顶上要亮些。后墙上高高挂着一块石板，有人（大概是个修女）在上面用粉笔写着最高指令：遵守我的诫命。

我还仔细研究了孩子们的面孔。图像有景深变化，前排学生的脸比起后排要锐化一些。在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男孩，有些模糊，他背靠在墙上笔挺地站着，戴着厚厚的框架眼镜。我认为那应该就是亨利。

我又盯着女孩们想找到哪个是埃琳娜。

“喂？”

“您好，请问是皮尔斯夫人（Mrs Pierce）吗？”

“是啊。”

“您好，皮尔斯夫人。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一个男人的书，我想他是您的一位同学。请问您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上过圣彼得学校吗？”

“对，对。”

“您上过是吗？”

“是的，我就是从那儿毕业的。”

她结过两次婚，因此夫姓换了两个。转录亨利实验室访谈的那些人，通常都拼错了她最初未婚时的名字。不过，我还是很肯定。

“您父亲曾是警察局长，对吗？”

“是的，”她说，“是在哈特福德。”

“那就对了！您一定是我要找的那个埃琳娜·皮尔斯！我在写的那个人，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他。他去世了。但在采访中，他回忆起您是他的童年朋友。”

“我敢打赌您说的是比尔·法雷尔（Bill Farrell）！”

“并不是比尔·法雷尔。”

“噢，好吧。”

“他是一个名叫亨利·莫莱森的男孩。”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那个名字……我不记得。”

埃琳娜告诉了我她所记得的圣彼得学校的男孩子。比尔·法雷尔和威廉·布雷迪（William Brady）。他们后来都成为天主教会的神父。其中一个位至教堂主教。“所以他们真的改变了不少。我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曾经就是两个小恶魔。我还曾说过：我的上帝，你们怎么能成为牧师？！该为自己羞愧还来不及呢！这便是我为什么对他们印象如此深刻了，仅此而已。”

我和她谈起更多关于亨利的事。我告诉她，他会戴着一副眼镜，他有一头金发，就住在主干道上，家离学校几个街区而已。

“现在，您觉得我想起来了吗？”她说。“那个名字，那个男孩……可我还是想不起来，您知道吗，等您87岁时，您也会忘记的。”

“亨利·莫莱森，”我又说了一遍，先用惯常的发音：莫-莱-森（Mo-luh-son），之后又尝试另一种：“或者是亨利·莫-列-呃……森（Mo-lie-ah-son）？”

“亲爱的，”又一个长长的沉默后，她说道：“我不记得这个名字。我真的不记得了。”

1980年夏季的一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测试室里，一位科学家让亨利把衬衫脱了。那时亨利54岁，上腹部有点松弛了。科学家记载道，在之前的8年，他的饮食开始过量，体重从178.13磅增加到了194.66磅[1]。事实上，在实验室的另一次访问中，这个科学家正试图量化亨利食欲的增加，发现他能连续吃下两顿完整的晚餐，除了第二顿的沙拉不吃以外，他并不会报告自己有饱腹感。她认为他的暴食与失忆有关：毕竟，当你不记得吃过一顿以后，很容易吃下第二顿饭。但她也不敢确定。因此，在访问期间，科学家又增加了别的测量指标：亨利忍受疼痛的能力。

她用墨水在亨利胸口画了六个圈，每个直径两厘米。然后拿起测痛计。尽管顾名思义，测痛计是用来测量疼痛的，但其实不尽准确，它是用来引发疼痛的。其效用实际上是：引发离散的、标准化的且可测量的疼痛。测痛计看起来像一把枪，其内部有一个一百瓦的灯泡。灯泡产生的辐射热能，通过激光的形式从导管里射出，以进行定位和聚焦。测痛计打开以后，导管顶端放出的热能可以进行调节，其最大热程可达到370微卡，这足以导致二级烧伤。

她让亨利坐在椅子上，然后用测痛计点到他胸部中间的一个圆圈。执行每个实验设置时，她都将设备在亨利的皮肤停留三秒，然后问他体验到的疼痛强度。在对照组测试期间，她发现，他们倾向于将0微卡描述成“没感觉”，90微卡是“温暖”，180微卡是“很烫”，280微卡为“非常微弱的疼痛”，而320微卡则是“非常痛”，到370微卡的设置时，所有的对照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