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习惯，他发现手术与“饮食改善和体重增加有着强相关”，并且弗里曼满意地记录道，53号女病人在术后一个月体重暴增两倍多，从85磅飙升至210磅。关于术后的个人形象，他甚至承认自己的窥探“还不足以深入获得闺房的秘密，不足以了解在手术后患者们化妆品、乳液、胭脂、唇膏、香水等等的使用情况”。但他相信大部分患者，在额叶切除后，“能够重拾对自己形象的关注”。而术前她们“对这种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女性活动并不感兴趣”。

而社会接受度这一点，正是弗里曼希望通过额叶切除术以实现的核心。在他看来，世界上到处都是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有一些显而易见：疯子在疗养院的后院里无望呻吟；衣衫褴褛者在街头喃喃低语。而大多数则并不太明显。虽然他最初的关注点都是极端的情况，后来他逐渐开始对许多情形更稳定的患者进行额叶切除术：呈现“情感失控”的家庭主妇；每天下午都要哭闹、逐渐陷入隐居状态的“老处女”；强迫性洗手而导致“手部皮肤过度干燥，粗糙而龟裂”的人；有失足倾向、脾气太暴躁或是过度专注于手淫的少男少女。他们涵盖了所有年龄段：弗里曼最年轻的病人7岁，最老的已经72岁。所有这些老老少少的病人，大都生活在一潭死水或略有波动的绝望中，渴望着解脱。

弗里曼深谙他对病人施以的脑叶切除术的本质。他深知，挥舞的柳叶刀正切断着前额叶和大脑深层结构的联系。他知道额叶是很重要的（低等类人猿进化为智人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祖先的额叶要比我们小得多。而额叶，是人性本身的关键）。一个与弗里曼同时代的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蒂尔尼（Frederick Tilney）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即将前额叶描述为“经验的蓄电池、行为的指导者、进步的推动器”。

但是，尽管额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们的确切功能仍然是一个谜。其中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弗里曼最认同的是将前额叶想象成一个进行粗加工的生理模型，这出自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情感以及个体的原始冲动发源于脑内的深层结构，而后通过中间结构向外扩散，这个中间结构就是自我，最后到达前额叶，在这里情绪会被加工、解释、反映和控制。在正常运作的大脑中，额叶扮演了监管机构的角色。比如深刻的悲伤感可能会从低级的结构产生，前额叶会让这种悲伤在一段时间里被完整地体验，而后将其压低并清除。然而，在大脑功能失调时，额叶可能会锁定这种悲伤的感觉（或者是恐惧、偏执、害羞等等），从而进入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一种神经官能症。

医生可能会尝试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神经官能症，或者在环境上做出改变，又或者把病人放进铜箱子，把他们加热到41摄氏度以上。若不是脑洞大开想到激进疗法的潜在疗效，弗里曼将会只是个无名之辈，他甚至发表言论说用子弹打穿大脑，只要病人被救活就可能产生好转。“毫无疑问，第一例枪击导致的休克，在心理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写道，“从纯粹的生理学方面来看，也就是说，从创伤、痛苦、休克、发烧以及可能的手术干预来看，这种冲击和对抑郁症十分有效的休克疗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些同样的疗效也可能产生于自致或他致的严重创伤。”

但弗里曼认为，额叶切除术是一个更好、更直接，也更科学的方法。通过在人头上开个洞，把手术刀伸进去人为地破坏掉不健康的“神经模块”，同时将大脑的情绪中枢与前额叶之间的众多神经切断，他相信自己可以消除和预防神经症。

不过，尽管他对额叶切除术的潜力有着极大的热忱，但弗里曼并不认为其潜力已经完全被认识到了。他的病人在接受额叶切除后，不再像从前一样跟社会格格不入，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正常。虽然他们的暴烈情绪得以消除，但在术后，他们往往也失去了我们所公认的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有的可能连他自己母亲去世了也没法哭泣。还有的人可能丧失了一切进食的欲望，吃饭的时候必须被一口一口地敦促。还有人可能会坐在角落中一直沉默，只在有人跟他说话时才开口，年年岁岁周而复始。“在手术之后，”弗里曼在1942年写道，“个体的自我认知好像丧失了某些特定的情绪。其中有多少（大脑）为了治愈心理症状而必须接受切断，又有多少因为其个体的完整社会适应功能而需要被保留下来，这些还并不明确。”

正如弗里曼运用自己的手段精进了莫尼兹的白质切除术，他相信未来这种手术还会有所提升。他认为手术的新方法是必要的，额叶切除术的理想状态尚未出现。世界各地的众多医生，沉浸在精神外科的承诺中，他们憧憬着通过手术解决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他们在将弗里曼的呼吁付诸行动。他们在各地为患者实施开颅手术，试图用简单的一刀，就让患者康复。

不过他们的手术量还是未能超越弗里曼，他实在是多产而富有激情。

然而，我的外祖父即将成为那个，继他以后的第二人。

【注释】

[1] 美国著名爱国歌曲。

9 残缺

弗朗西斯学院图书馆（Francis A Countway Library）[1]坐落在波士顿中心的哈佛医学院的校园里。图书馆的五楼放置着许多玻璃门陈列柜以及带玻璃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