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更不必说外祖父所做的那些手术。他还是继续对新想出来的治疗方法进行试验。

例如在路易斯访问期间，伯林盖姆聘用了一位新的精神病学家，名叫M.马林·福切尔（M.Marin Foucher），他就在最近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其中也要用到一个和发热疗法室里的“棺材”很像的箱子，不过它有着截然相反的效用。主顾会躺放在箱子里，被固定在有两层带有橡胶管子的毯子里。冷冻溶液会被不断地压进管子里，同时患者的直肠里插着温度计，以此不断地监测着他们的体温。一旦体温跌破34摄氏度，患者会就会失去意识，直到一到两天后被移除出箱子。

马林·福切尔认为这种治疗很有前景，虽然尚不确定，但最终他还是在疗养院的科学日报的内刊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的文章题目是《低温症：治疗精神疾病的新方法》（Hypothermia:A New Treatment for Mental Illness），如大多数学者一样，他也很注重对前人相关研究的褒赞。但这次，他这种方法的科学革命性非常明显：在报告的第一段，他就指出了，他的灵感来源于“二战中德国人的低体温研究”。

13 无限制使用权

约翰·富尔顿医生坐在他耶鲁大学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放满了书，他在那对着录音机讲话。他在1927年买了一个原声的录音机，这个设备可以暂时把音频保留在录音机的唱片里，这台录音机很快被他视若珍宝。它使得富尔顿可以留存下来许多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好们往来的珍贵信件，这些人从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到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2]，再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Knopf）[3]。在许多个夜晚，他会开一瓶上好的马德拉酒，花上三四个小时来口述信件。第二天早上，他的秘书（之一）会誊抄好信件再交给他署上名。尤其在1948年8月24日的夜晚，富尔顿正写信给马克斯·兹恩德（Max Zehnder），兹恩德是一位年轻的瑞士生理学家。他在两年前访问了富尔顿的个人实验室，并对富尔顿的研究目的产生了兴趣。他的研究领域很特殊，是对“大脑血管在不同病理条件下的检测”，比如说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富尔顿当时没法把兹恩德安顿在他那里，但很快，一个新的机遇不期而至了。

“亲爱的兹恩德，”他在开头写道，“我有一个建议，或许你会感兴趣。情况是这样的：查尔斯·伯林盖姆医生是哈特福德一家大型精神护理中心（生活研究所）的负责人，在他的支持下，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小组给你准备了为期一年的成员资质，这个资质可以保证你的研究空间和平台，在1948到1949这一年中，你获准可以自由地对他们的前额叶切除案例进行研究。

富尔顿还提出了更诱人的条件，他可以同时给兹恩德提供一个在自己的耶鲁实验室供职的资质，虽然没有报酬，但对于任何一个年轻科学家来说，这一职位都可以让简历更加亮眼。不过他还是更多地强调，疗养院是做研究的绝佳之处。“斯科维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的下部切除前扣带眶面部分，以及下切布莱德曼（Brodmann's areas）9区和10区的技法非常先进。伯林盖姆医生为他的精神病素材提供了无限制的使用权。他们计划将这些案例在一年内推广到数百个案例中，并希望与生理学领域有所合作。”

第二天早上富尔顿的一个秘书转录了这封信，并在呈送给富尔顿署名之前，油印了一份副本。这个副本最终被移送到耶鲁大学的档案库里，和富尔顿所有以字母Z开头的信件一同放在一个灰色的无酸密封盒里。在那封信写完的60年后的某个下午，在一间天花板巨高的安静的阅览室里，这个盒子被放在我面前的一张木制长桌上面。

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记忆。

比如耶鲁大学这样的机构，他们就为保存这些记忆做足了工作，无论是在几天、几年还是几十年后，留存的档案使得这些记忆得以被唤起并再次经受检验。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过去很容易被理解，也并不意味着机构的这些记忆具有一种整齐而连贯的顺序，它们并不是那样。而这一部分，赋予了档案研究一种刺激感。这是一个很主动的过程，你得付出很多努力才能从中有所收获。“检索助手”只是你浏览档案时的一个粗略指南，你永远不会知道真正开始看这些档案后，你会发现些什么。有时你会感觉有点儿迷茫。我曾经把一个下午的时间花在了一沓发黄的剪切报上，那些报纸被富尔顿粘在小簿子上，内容大都是些新近的“发现”，比如下面这则1935年4月24日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新闻：

认为东方人冷漠无情的传统观念，已经由加州大学的G.M.斯特拉（G.M.Stratton）医生通过实验进行了阐释。他发现白种的印第安原住民要比中国人或日本人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反应。情感的测试是用一个大型的重锤，对每个种族的人的手，在几寸之外进行猛击。通常来说，美国人在被打之后更加控制不住自己。他们倾向于敏捷地抽开手，血压会上升，呼吸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