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急促，脉搏也会加速跳动。

而有时候这些巧合的发生，会揭示出意想不到的关联，你若是循着这些关联又再将它们连起来，你就可以建构出一个框架。在这个层面上，机构的记忆跟人类的记忆一样复杂而稳定。

马克斯·兹恩德接受了富尔顿的邀请，但他没有在生活研究所待很长时间。1948年1月6日，在疗养院任职大约四个月后，他写了一封辞呈给我外祖父，同时也密抄了一份给约翰·富尔顿。兹恩德的英文不是很好，但他还是能看出生活研究所负责人查尔斯·柏林盖姆和康涅狄格州立医院的院长本杰明·西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简直锱铢必较，不管怎么形容，马克斯·兹恩德就变成了一个走卒或者说囚犯。

“亲爱的斯科维尔医生，”兹恩德开始写道，“借此机会我要对您的好意深表感谢，感谢您在哈特福德对我的尽心照顾。您很理解我的处境和一些难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并不想搅进这些事情里，因为我不知道它们的发生背景，也并没有兴趣掺和进来。”兹恩德提到的困难之一是，院长西蒙“向我声明，我无权发表任何跟哈特福德生活研究所有关系的东西”。而那之后，伯林盖姆“又跟我说，除非斯科维尔医生要求，否则我不能离开研究所去到哈特福德医院，就算是审查也不行”。

而兹恩德抱怨最多的，是他到美国以后所做的研究。有的问题是由于一些简单的误会所致。比如说，兹恩德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所有接受过额叶切除的病人做一个全面调查，对“他们的所有病史做一个独立而详实的概括性记录”。辛苦工作了近一个月之后，他发现“整个调查已经由康涅狄格额叶切除委员会给包办了，”这使他自己调查的价值只能作为“一个优秀的英语练习，而不是科学工作”。

更令兹恩德不安的是，当他回顾了在康涅狄格州所做的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他看来，他们所做的额叶切除术实验，都缺乏了科学方法的基石之一：就是适当的控制。即是说，神经外科医生们切开病人的大脑并企图收获疗效和一些潜在的裨益，但是研究仅仅局限于这些病人身上，却并没有在那些大脑完好的病人身上进行最重要的对照研究。兹恩德强调，“在此之前所有的观察都缺乏对客观条件的控制，而这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以及精确的调查结果所必需的。”未来的额叶切除术研究者是“需要同时进行控制的”。因此兹恩德抱怨道，“我工作的成果以及我受雇于此的意义，都不足以让我产出一部达到科学严谨标准的著作。”

读完兹恩德的信件，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两位疗养院领导西蒙和柏林盖姆关系破裂的事。我知道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