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线图像原理是，将一束射线作用在身体的某个部分，并在另一端放一张负片。辐射会透过软组织，但很容易被骨头这样高密度的物质挡住，所以最终的成像上，骨骼的形态是锐化的，而软组织则比较模糊。然而对大脑的X光就很有挑战性，因为承载大脑的脑脊液和大脑本身的密度非常相似，所以各种器官的轮廓就非常模糊。标准X射线能给出一个清晰可见的头骨，但是头骨之外的东西，就不可名状并且非常模糊了。发明于1919年的气脑造影术，就旨在克服这些局限性。

当技术员很满意地表示氧气已经完全取代了亨利的脑脊液时，他把椅子转回正面，打开了X射线。由于没了脑脊液的遮蔽，由此产生的图像比标准的X射线更加清晰。可以看到亨利的大脑外皮层错综复杂的褶皱，甚至隐约可见他大脑内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亨利接下来被带到医用病床上，他要在那儿待上两天，等着他的身体重新注满脑脊液，以及头疼慢慢消退。

外祖父看了气脑造影图，他看到的境况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没有迹象表明肿瘤或者大脑的什么缺陷导致了亨利的癫痫。而忧的是，这也就意味着导致其癫痫的原因仍然是个谜。他为亨利准备了第二次气脑造影，以防第一次错过了什么东西。然后给亨利开了一张洋洋洒洒的处方单子，大意是让他“永远服用苯妥英钠”。

“这是个新兴心理学和新传记作家的时代。前者用情结取代了原理，用禁欲取代了道德。而后者深信，过去所有的伟大威望都是泡影，都会很快被瓦解掉。”

那是我的曾外祖父，律师兼自然学家以及小说家小塞缪尔·斯科维尔（Samuel Scoville,Jr）于1927在《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上为了捍卫他外祖父亨利·沃德·比彻所撰写的文章。一本不加美化而畅销的比彻传记刚刚出版，书里把他描绘成一个习惯性的奸夫，一个堕入深渊的灵魂。我的曾外祖父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宣传活动，他向《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以及其他出版物疯狂投稿来攻击这本书。他指出作者曾如此专心地关注比彻故事中的负面元素，而根本无视积极向上的一面。他指出，任何试图理解他人毕生的人，都有责任全面地去看待那个人。

我在这些信件写成后近一个世纪才发现它们，当我读起这些信件时，脸都微微抽搐着。我已经开始研究外祖父的故事，试图抓住黑暗中那匆匆一瞥。那黑暗使我着迷，所有的这些疗养院、这些病变、这些支离破碎的人们都使我着迷，但是我也知道那封信是对的：很容易对一个死者进行评判，因为他们不能为自己辩驳。我们都不是绝对正义或邪恶的，大多数人都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我的外祖父也不例外。

亨利回家了，而外祖父仍继续着他的工作。

当天晚些时候，也许他还得做一个手术。或许他切除了一个脑膜瘤，一个像只怪脾气螃蟹一样附着在脑子上的恶性肿瘤，或许他从被挤压在一起的脊椎之间梳理出了受损了的椎间盘，又或是集中精力为一位车祸伤者，在其大脑中可能致命的肿块上做了个紧急开颅手术，也许他使用了他诸多定制和专利工具中的某几样：比如用以撑开切口的斯科维尔牵开器，用于止住静脉血流的斯科维尔夹子，也许他救了一条生命，也许救了许多生命。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尽职尽责，又或者他错失了一条生命。他回天乏力时，总是坦率而诚实。而在那个时代，医疗事故诉讼还不要求医生承认自己的失误。外祖父的一位前同事仍记得一次手术失误后的一幕。外祖父不小心切开了病人的大脑中动脉，当血液喷射时，他试图用缝合线将其缝合，但为时已晚。手术室外，一个女人焦急地等待着好消息。我的外祖父径直朝她走去。

“女士，”他说，“我想我杀了你的丈夫。”

不过，他所救治的生命要比错失的多得多。

15 真空管和碎冰锥

1948年11月19日，生活研究所。

手术室的灯光明亮，定向地打在玛丽·科帕索（Marie Copasso）暴露出的头骨上。早些时候，助理护士佛罗伦斯·杜丁（Florence Dudin）剃掉了科帕索前边的头发，方便我外祖父用手术刀在额头上开一个半月形切口，然后把额头上的皮肤，像裹地毯一样的卷下来。血液已经被冲走，下边的白骨若隐若现。

一群人坐在高处的一个小小的观察室里，围观着手术的进行。科帕索的这场手术座无虚席，至少有24个人来观摩，他们大多数是神经外科医生。最为远道而来的两个，一位是埃本·亚历山大（Eben Alexander），他从家乡南卡罗莱纳来到哈特福德；以及乔治·麦肯齐（George McKenzie），他是位加拿大的一流外科医生，也是国际神经外科协会的现任主席，他从多伦多赶过来。跟亚历山大和麦肯齐一样，其他外科医生也很多是领域内的翘楚：巴克利、福克斯、日耳曼、莫尔特和惠特科姆。除了外科医生，还有许多精神病学家、神经学家以及一些做相关研究的科学家来到了这里。

其中最热切的一位观察者可能是瓦尔特·弗里曼，即把额叶切除引入美国的那个人。因为除了我的外祖父和玛丽·科帕索，弗里曼是这里最为紧张的人。那天在疗养院的手术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