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皮层，因此他也不会令病人醒来以后变聋或是产生其他什么缺陷。接着他继续深挖，去寻找自己直觉和电信号共同告知他的那些病人的致病区域，并且去摧毁掉它们。席上的观众往往会在手术结束时鼓掌，而后潘菲尔德会盥洗干净，而病人将由护士推去术后恢复室。

几天后，肿胀一消退，米尔纳就会再次面见病人，她打开笔记本并再次进行她的测试。

然而几个月来，她都一无所获。

她面见并且测试了几十个病人，亲自观看他们的手术，之后又进行再测试。手术几乎对一切都有改善。术前测试期间，米尔纳越来越对被病人发作打断感到习以为常，这些发作会表现为言语抽搐、身体乱动或者瞬时的眼神恍惚。手术之后这些症状会减少甚至几乎消失。至于潘菲尔德手术的其他变化（那些她来到“神经”想要发现的变化）却似乎太过微不足道，或是用她的方法并不可测量到。或者说，它们真的不存在吗？这真的可能吗？切除这样一个庞大的大脑中心区域，真的对病人毫无影响吗？

米尔纳认为，这里的难题之一就是潘菲尔德的手术是单侧的。也就是说，他只切除了病人一半的边缘叶。而另一半球毫无疑问地补偿了大部分的缺失，这也使得缺陷的发现更加具有挑战性。而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潘菲尔德并不会去对功能还未知的大脑结构进行双侧切除。他认为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就像在和病人玩俄罗斯赌盘。或许他们只会缺失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嗅觉。但他可以证明这种风险的正当性吗？

如果他们失去了更加重要的东西呢？

米尔纳深谙这一点。她研究的是人类，不是实验小鼠或者黑猩猩，动物可以任意地被牺牲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病人，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使命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起来。严格来说，他们的次要角色才是作为研究对象，米尔纳深以为，即使科学的突破再诱人，也不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然而，这实在很令人挫败。一个个病人，一次次测试，一天天过去，却几乎没有明显的进展。这并不意味着病人都不关心和在乎他们自己的权利，也不意味着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哪怕很小的突破。其实是有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她在去了解他们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譬如说，有一位来自安阿伯市（Ann Arbor）的23岁银行职员，在9年的慢性神经运动型癫痫过后，他的医生将他送到了蒙特利尔。他疾病的起源尚不清楚，不过可能跟他在10岁时染上麻疹有关系。他发作的模式很奇怪，他会突然停下手边的事，然后一直说“是是是”，根本没有任何预兆。他会慢慢把头向左转，脸也会朝左扭，而眼神是空洞的。“而接下来，”布伦达·米尔纳说，“他就开始出现舔舌的动作。”

在手术之前，米尔纳对银行职员进行了一整套测试，她又观察了手术，然后重新进行测试。手术后两天，病人患上了失语症，他不能讲话，一侧的脸向下耷拉着，好像他患有面瘫一样。在米尔纳的记录中，失语症和面瘫都只是一种“过渡”，他们和所有大脑手术之后的颅内肿胀都是一样的。这些负性症状很快就消失了，手术后三天，他似乎就恢复了大部分的能力。那天，她所做的其中一个测试，是让他凭着记忆再造她呈现给他的四个几何图形，早在六天以前，也就是手术的三天前，米尔纳就给他看过一次。他将其中三个都完美地复现出来了，这个完成度，即使对于不是刚刚做完“切除了左额叶前部沿侧表面5厘米，底部6.5厘米的区域”的手术的人，也是足以令人印象深刻。

米尔纳对潘菲尔德的病人研究了一年多以后，她跟病人P.B.，即接受了同样手术的土木工程师在一同坐着。米尔纳对他讲述了抢劫受害者安娜·汤普森，以及一艘邮轮渡海时遇险的故事，却发现他似乎立马就能把那些故事给忘记。她陷入了困惑中。为什么手术对他产生了影响，难道对其他人就没有？为什么手术令他好似失忆了一样，却让其他病人留下了完整的记忆系统，而他们做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术？

不久之后，她又坐在另一位病人跟前，那是28岁的病人F.C.，他的职业是工厂的铣刀工人。他很年轻时就患上了癫痫，在使用了好几年抗癫痫药物治疗后，他决定到“神经”研究所，接受潘菲尔德的手术。手术于1952年10月21日进行，米尔纳在几周以后对他进行了再测，那时肿胀已经消退，不过在他的头盖骨右侧有一个大到清晰可见的新月形红疤，红疤在他已经长出来的头发下面。米尔纳跟他说了第一个故事，那个关于南波士顿被抢劫者的故事，并要求他复述一遍。

“安娜·汤普森，”他试探性地说完，然后就用求助的眼神望着她。“她抢了15美元，她有四个孩子。”

在跟病人工作时，米尔纳会保持镇定，以免暴露任何她的所想，也不会给他们任何带有评价性或者会干扰他们回答的线索。她点了点头，做了一些笔记，然后又跟他说了下一个故事，她像往常一样，清晰而认真地读了出来。

“一艘美国的纽约号邮轮，”她读到，“周一晚上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尽管受到令人眩目的暴风雪与黑暗夹击，船在汹涌的海面上颠簸得像个软木塞子，包括18名女性在内的60名乘客全都获救了。第二天他们乘着一艘英国邮轮进了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