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佐证我们对海马体真正的机能是多么缺乏了解。接着，他以一种抱怨的口吻，以及对富尔顿范式的挑战来作为结尾：“动物实验对研究海马体结构的‘主体性’机能的贡献微乎其微。”他说道。“正如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心理是一种信息，无关物质或者能量。动物们不能表达它们的感受。这是生理学家所遭遇的障碍。当他们意识到这盏阿拉丁神灯不属于自己后，他们的目光便会习惯性地转向神经外科医生们！”

这个舞台似乎专为我外祖父而打造。

外祖父从讲台上向下俯瞰着这一众外科医生和科学家。其中有许多他这个领域的巨匠：比尔·斯威特（Bill Sweet）、利奥·大卫杜夫（Leo Davidoff）、吉尔伯特·霍拉克斯（Gilbert Horrax）。而我外祖父那时已经47岁，他不再是曾经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奋斗者。他现在是这里许多人的同僚，不仅仅是同僚，甚至可以说，外祖父是他们的老师。之前，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的神经外科治疗项目进行了合并，外祖父出任项目的联席董事，为他母校培养下一代研究者，教授后辈们那精妙而又残忍的技艺，教他们使用他发明的各种技术和工具，而宴会厅中的许多人都将这些方法和工具应用到了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在神经外科学界的眼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位伟人。

“过去四年，在哈特福德，”外祖父开口说道，“我们开始对人类边缘叶进行研究。”

麦克莱恩认为边缘叶十分神秘，并且认为仅仅通过动物研究来解决这些神秘问题非常困难，这种论调话音刚落，我外祖父随后的讲话就引起了轰动。听完之后，观众们开始期待，期待他能开口说出一种突破，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来一种启发。

倘若如此就好了，但外祖父打破了他们的希望。

在对他们的研究设置进行概述以后（即沟回切除术，仅仅切掉边缘叶区域的一部分；以及内侧颞叶切除术，几乎将它全部切掉），我外祖父非常保守地评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必须谦虚地进行报告，”他说道，“就我们对230个病人进行手术过程中所积累的一点点数据而言。”

他也有理由保持这种谦卑。他切了数以百计的人类大脑，却实在是没有拿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他翔实地复述了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在沟回区域进行手术时，病人会普遍出现呕吐或意识丧失，而切除后，这些症状便会消失”。外祖父还提到，一位精神病患者出现了术后的记忆问题。不过，他并没有用这些碎片化的小细节，过多地去佐证那些更大的问题，比如边缘叶（或者说内侧颞叶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