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因此也从不需要去宽恕他们。每次这些人一出现在他门前，他总是让他们进屋。我们会面时，杰森正在安装一套高科技监控系统，这样他就能看到门前的每一个人，并最终决定谁可以进屋。然而，杰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独居的。GPS甚至能让他独自驾车。只要他设定好目的地，他就能跟着GPS导航开到目的地，即便当他到那里时，自己都忘了为什么要开始这趟旅途。这种实时驾驶设备，以及所有这些实时决策，对他而言都不是问题。而且，杰森甚至可以阅读小说，这一点，亨利从未做到过。杰森喜欢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小说。他读小说时，每隔十几页就会在书页边缘写下一段简短的剧情概要。这一点很让人惊讶。然而，以上都是一些补偿性的措施、一些应对策略，而非解决办法。遗忘症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即杰森记不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我们聊了电子游戏，聊了杰森最喜欢的香烟牌子，聊了他想买的车，聊了他高中时打过的架。那时杰森在走廊上，之后他被停课了。我们还聊了他曾经的一位女朋友，聊了杰森最喜欢的乐队。我很喜欢杰森，他善良、开朗、活泼，还有点调皮。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这些共同点好似我们之间的连接、我们之间的羁绊。

但是，我们并没有连接，或者说他没有。因为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杰森并不会记得我。我会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不留一点痕迹。

与一位遗忘症病人谈话是一种解放。我忽然意识到，我可以对他说任何东西，我心底最深的秘密、我最难以启齿的渴望，而他会倾听并回应我，给我一些信息，甚至是建议，但是他绝不可能告诉别人。杰森从这个方面来看就像是个牧师、心理治疗师、一本日记，甚至比日记还要安全得多。

然而，也有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个年轻开朗的人，了解着周围的世界，但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永远走在路上，走在纷繁的过去与无法触及的未来之间那条紧绷的绳索上。

杰森抽完他的烟，又点燃了另一支，然后再次递给了我一支，而我第二次告诉他我不抽烟。

“我们要回实验室了，”我说道。

杰森让我带他走，他并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也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抽着此刻这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香烟。

23 “他妈的”中心

外祖父经常把手术安排在周六早晨，丹尼斯·斯宾塞（Dennis Spencer）医生也就这么记住了这个时间，即9点多一点。按斯宾塞的说法是，这其中有些“秘密”。这些手术经常在周末早晨执行，而手术的随从人员都是长时间跟随外祖父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神经外科手术的住院医生，比如斯宾塞就常在外祖父身边。通常，病人都会被用轮椅直接从生活研究所送到旁边的手术室。20世纪70年代，这些病人大多来自生活研究所，然而斯宾塞回忆起，外祖父也和新泽西（New Jersey）的一些精神病医生打交道，并且他们也转诊一些病人给外祖父。斯宾塞在医院期间，目睹了外祖父所做的很多次额叶切除术，他记忆最深的一次，也是他想告诉我的那一次，是我外祖父给一位40来岁的女人所做的手术，这个女人患上了图雷特综合征（Tourette's），或是强迫症，或是类似的疾病。不论她患上的是什么疾病，这种疾病都让她不停地说“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当时是1973年或1974年，斯宾塞当上住院医生后的两三年。他当时是纽黑文市（New Haven）的耶鲁大学医学院（Yale School of Medicine）的一名学生，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学校，但斯宾塞也定期驾车一小时去哈特福德和外祖父一起工作。当时，哈特福德医院和耶鲁-纽黑文医院（Yale-New Haven Hospital）有一种不寻常的缘分，它们共享着来自于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神经外科学学生。当斯宾塞开始他的住院工作时，这种缘分出现了裂缝，几年之后，两所医院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原因是这两所医院的文化非常不同，这种差异其实就是两位神经外科手术主任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的。耶鲁大学的主任叫做比尔·柯林斯（Bill Collins）。他是一位坚定、细心、聪慧的手术医生，尽管甚至包括斯宾塞在内的他的仰慕者都认为，柯林斯对于犯错比较保守。柯林斯不喜欢冒险。对他而言，神经外科手术是一种对问题最好、最有效、最安全的解决办法，因此他才坚持这种办法。而外祖父……外祖父不是这种人。

斯宾塞一到耶鲁大学，就听说了外祖父的故事。那都是一些轶事。这些轶事往往不可信，除非你亲自遇到我外祖父，比如说有一则关于外祖父和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的轶事。1958年左右，外祖父参加了一次在欧洲举行的医学会议，当时他决定要买一辆新跑车。于是，他开车到了意大利马拉内罗（Maranello）的法拉利工厂。当时，法拉利公司的创始人恩佐·法拉利只把车卖给那些他认为技术足够好，能够驾驭他跑车的司机。外祖父和恩佐一起坐进了一辆测试车，在工厂附近的回形跑道紧张地开了一小时之后，恩佐转头朝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