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着其他主题，但一直保持着对亨利的强烈兴趣。我开始照顾作为病人的亨利。”科金认真地担负起了对亨利的新责任，而且向人们显示出了对亨利人生幸福的真挚兴趣。她会在节日时送亨利一些明信片，在他生日时送他花。科金会确保亨利不会缺少用于字谜游戏的书。她以自己的方式把亨利照顾得很好。

而亨利也以自己的方式很好地照顾了科金。继承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人类研究被试，这对科金的事业而言有很大的帮助，不论是在科学方面还是职业方面。托伊伯死后，麻省理工鼓励科金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尽管最终成千上万的研究被试加入了新的行为神经科学实验室（Behavioral Neuroscience Laboratory）中的研究，但亨利无疑是实验室里最珍贵的资产。许多申请和科金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和博士后，都非常渴望有机会能与病人H.M.一起工作，而且几年的时间里，实验室里产出的论文中有22%都有关亨利。不论是在科学团体还是一般大众中，这些论文都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兴趣。这些关注和兴趣都让科金和她的实验室为人熟知，从而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私人和联邦投资。“我开始意识到亨利作为研究参与者的无限价值，”科金之后写道，然后又加了一句，“对我实验室的名气而言，亨利无疑是个恩惠。”

科金成了亨利的看护者，拒绝着外界那些想要和亨利一起工作的研究员们的请求。她说自己“有种强烈的感觉，即亨利不应该开放给每一个想要见他的人”，而且倘若科金允许“所有那些感兴趣的研究者来测试并采访亨利，这种免费的结果会榨干他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实验室内部，科金也对那些得到允许和亨利交流的人，提出了严格的规则。她禁止拍照和录像。直到今天，都没有公开任何有关亨利的视频。一位来自新西兰（New Zealand）的神经心理学家詹尼·奥格登（Jenni Ogden）在科金的实验室里工作了数年，她回忆道，1986年，当她在给亨利做一些测试时，曾偷偷地拍了几张他的照片。多年之后，当奥格登离开实验室，并在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她曾和科金有过一次友好的电话聊天，当时她提到自己曾拍的那些照片。

电话那头的科金沉默了。

“我要你把那些照片发给我，”她友善地说，“而且我要你销毁那些底片。”

同样，全世界记忆研究领头人物之一恩德·托尔文（Endel Tulv-ing）遇到亨利时，他问科金是否可以录下他们之间的对话，而科金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