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安内瑟（Jacopo Annese）的协助下，锯下了亨利的头颅，像一名产科医生抱着一个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大脑放到灯光下。科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思考亨利大脑的内在运作机制。那天早晨，她终于看到了这颗大脑。亨利这个人，她已经认识了几乎半个世纪，他在前一天死去了，而如今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东西，正是亨利身上她最为感兴趣的一部分。科金盯着亨利的大脑，只有一个词能描述当时她内心的感受。科金之后写到，她当时“着迷”了。

扫描结果出来之后，这颗大脑被放在了一个水桶里，里面满是冷却剂，大脑漂浮在防腐液里上上下下，基底动脉上悬着一段细线。当大脑已经足够稳当可以安全运输时，科金带着它去了洛根国际机场（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她带着这颗大脑乘坐捷蓝航空公司（Jet Blue）的航班从波士顿飞到圣地亚哥。很多人拿着相机跟着她。科金自觉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亨利的死被刊登在了《纽约时报》首页，文章描述亨利为“脑科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病人”，并且向全世界揭露了病人H.M.的真名。科金已经接到了一部书和一部电影的邀约。她把冷却桶放到门旁边，然后安内瑟提起了它。科金看着他走下坡道，消失在了飞机里。

很难放手。

亨利的大脑被放到了一个小小的长方体箱子里，箱子是由绿色大理石制成的，四壁涂了一层光滑的甲醛，大脑外面还包裹了一层塑料膜。安内瑟穿着白大褂，戴着蓝色橡胶手套和护目镜。他撕开塑料膜，拿起一把手术刀，开始剥下软脑膜，这是一层覆盖在大脑表面的黏性薄膜。安内瑟是一个人，这时音乐响起，是披头士的音乐，然后一切都完美地完成了。安内瑟移去了我外祖父在55年前留下的已经氧化的夹子，将它们放到一边。然后移除了脑膜、血管、一切妨碍的组织，他剥去了一切，最终只剩下亨利裸露的大脑。安内瑟往常剥除这些需要三四个小时，但对亨利，他要确保一切都妥当。他的操作花了五个小时。

安内瑟还是有点紧张。他是科金几年前召集的小组的一员，这个小组是为了处理亨利的大脑死亡之后的事宜，当然，他当时已经知道，小组决定将亨利的大脑放到他的大脑观测站（Brain Observatory），作为观测站的镇馆之宝。然而，当真正拥有这颗大脑时，还是很令人震惊。这是一件宝物、一件极具价值的遗物、一颗革命性的大脑。尽管事先已有计划，已有口头协议，但安内瑟还是无法绝对确保工作已经完成了，直到他拿着冷却桶登上了飞机。安内瑟的一部分，他那宿命的一部分相信，最后一分钟总会发生事故，科金或许会改变主意，拿回亨利。

然而，科金并没有这么做。

安内瑟给机场的保安展示出两张机票，登上飞机时时间还很富余。他给了亨利一张靠窗口的座位。他在冷却桶上用黑色记号笔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邮地址：“诊断样本，易碎品。如果你发现了它，请不要打开。立即联系安内瑟医生。”他在圣地亚哥着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人员护送着他和亨利，直接进入了他的实验室。

至此，一切都进行地如此顺利。在剥离完成之后，他把亨利裸露的大脑嵌入了明胶中，将之凝固成固体。在使用液体冷却剂、干冰蒸汽冷却的定制的设备的情况下，凝固的过程非常快，一切就像巫师的魔法一般。安内瑟太过谦虚而不愿说，然而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件杰作。

然而，这只是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前奏。

在亨利做完手术的55年间，他被完美地隐藏了起来，保持着最大限度的无名状态。大部分时候，被精挑细选出来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保护他不被外界好奇的目光窥探到。

而这件事有个变故。

我坐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省会白马市的高山面包店（Alpine Bak-ery），吃着烤饼，喝着咖啡。当时是亚北极地区的12月，天气寒冷，每年的那段时间，太阳都只在山间露出一点，向树林铺洒着微弱的阳光，给一切都染上一种淡紫色的色彩。室外，人们带着冻红的脸庞，匆忙地走在主大街上，他们身上都包裹着昂贵的大衣，大衣是由鹅绒和羊毛制成的。室内，环境温暖而舒适。我一手摇晃着咖啡，一手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登录我的邮箱。

我已经在育空地区生活超过三年了。2006年9月，我女儿安雯在白马市总医院（Whitehorse General Hospital）出生不久之后，我就从亚特兰大搬到了这里。说来话长，安雯她母亲和我童年就相识了，那时我们都是从墨西哥城（Mexico City）移居国外的孩童，我们常在一起玩耍，但成年之后，我们却没有了联系。她在90年代结婚了，然后搬到了白马市，之后又离了婚，但仍然住在育空地区。2005年秋天，我们在一次去厄瓜多尔（Ecaudor）的惊险旅途中再次相遇，这次旅途开始非常顺利，但最后，我们都被困在了哥伦比亚（Colombian）边境上，一座名为拉戈阿格里奥（Lago Agrio）的石油小镇。我们进入小镇的那天，反石油工业的抗议分子们占领了这座小镇，他们封锁了所有进出口，拆除了桥梁，围隔了机场。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