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重要的事实和故事还保留着。他所剩下的那些记忆，正是他最深的印象。

“关于约翰·富尔顿，你还记得什么？”我问道。

“约翰·富尔顿？”他说道，然后他停顿了下来，看着远处足足20秒，而我急迫地想打破这次沉默。

“约翰·富尔顿，”普里布拉姆最终说道，“很聪明，他经济上依赖他妻子。他是个酒鬼，苦于从没有得过诺贝尔奖（Nobel Prize）。他运营着全世界最大的实验室之一。”

然后，他停下了，等待着我的下一个问题。之后，当我再次问起富尔顿，想要获得更多细节时，他告诉我的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不多也不少。这就是富尔顿给他的印象：聪明、伟大的实验室、依赖妻子、愁苦、垂涎诺贝尔的酒鬼。这些似乎就是富尔顿留在普里布拉姆心中的印象，而其他的都已经溜走了。

随后，我又向他抛出了其他几个名字，慢慢等着他的大脑开始运转，然后倾听着。

保罗·布西、卡尔·拉什利、布伦达·米尔纳、查尔斯·柏林盖姆、瓦尔特·弗里曼……

他对每个人都说了些东西，一些粗略、细微、准确、简化的概括。

最后，我问起了我的外祖父。

“你还记得比尔·斯科维尔吗？”我问道。

“记得。”他说道。

“你对他还有什么印象？”

普里布拉姆看着远处。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他的速度，我在沉默中等待着他的记忆聚集起来。

他的眼睛转回到我身上，再次停顿了下来。然后他告诉了我。

我发表的第一个故事写在了一封信里，那是我曾在埃及写给我外祖母的很多信件当中的一封。我还记得写那封信时的情景，大约20年前，我住在租借的一条游船上，用我那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打字。那天中午的早些时候，我在尼罗河（Nile）上划着一只小船，我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具面部朝下的尸体。这封信就与此有关，也与之后的事情有关，我花了半个小时划到尸体旁边，用着蹩脚的阿拉伯语朝岸边的人们喊着，想寻求帮助。我之前从没有见过死尸，至今那幅画面都栩栩如生的在我脑子里。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尸体，湿润的黑发垂到他的耳朵顶上，身上穿着一件带领子有花纹的衬衫。他身上其他的部位都浸在了河水里。之后，我写了封信，并寄了出去，我想试着发表这封信。我并没有修改太多，基本上就是去掉了开头的“亲爱的尼尼”，然后寄给了开罗一家名为《中东时报》的报社。

很多年之后，我在感恩节晚餐上坐在外祖母尼尼旁边，告诉了她一个和我开始写的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我外祖父曾做过手术的一个人有关。尼尼当时已经98岁了，她是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