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中、在图书馆的地下层中发生着。

或者说，当你坐在一位老人家里的脚凳上，听着他回忆起你外祖父的某些印象，这些改变也会发生。

有时候，你所以为你了解的一切，你所以为你讲述的故事，几个词就能改变这些。

“每个人都很喜欢比尔，”卡尔·普利布拉姆说道，“他是个受人喜欢的人。但是……”

他停顿了。

“我觉得，给自己的妻子做精神外科手术的人值得怀疑。因此，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有所保留。”

他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或至少他能记得的。

他觉得，那次手术应该发生在1950年左右，那种手术正是眼眶环切术，更准确地说，是我外祖父发明的一种伤害不那么大的额叶切除术。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执行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做的，普利布拉姆认为，这部分是因为，自己是生活研究所的研究领导，他已经表达了对这个计划的伦理限制。

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凯瑟琳·内维尔和全职看护人马琳（Mar-lene）都一直坐在我旁边，她们都告诉我，她们记得，卡尔曾告诉过她们，自己有一位精神外科同事，他给自己的妻子做过手术。

“我之前不知道那就是你外祖父。”内维尔说道。

我坐在那里，钢笔停住了，头脑在飞速运转。这有可能吗？我回想过去的那段历史。我外祖父给上百位有着和我祖母同样症状的女人做过手术，为什么他不会给自己的妻子做同样的事情？倘若他相信着自己所做的事情，倘若他觉得自己能有所帮助。

但是，他能一直保守秘密吗？

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在一次感恩节晚餐上，外祖父坐在桌子的主位上，他的第二任妻子坐在旁边，而我外祖母沉默地坐在远处。我很难知道我外祖母当时的疾病。那不是一个家庭能直接讨论的话题。直到我青年的时候，我才了解到了一些信息片段：我知道尼尼曾经疯掉过，她一直在吃氯丙嗪来治疗其症状。尽管如此，直到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我才了解到某些真实而沉重的细节。我所揭露的内容不仅让我非常震惊，而且让我母亲也很惊讶，我母亲对于外祖母的疾病和治疗的了解，几乎和我差不多。外祖父一开始就对他妻子疾病的细节保密。外祖母疯掉之后，外祖父写给他父母的第一封信就以一个请求结尾：“请不要把这些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爱丽丝（Alice）阿姨（除非你能确保，她不会和切尼斯家说）。”切尼斯家是我外祖母隔壁的一户人家。

但是，这个秘密怎么会保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超出我的想象？

我知道一些先例。疯狂一直都是一种污点，很多住院的情况都会被隐瞒起来。有些家庭很善于将整个生活都隐瞒起来：1973年，当泰德·肯尼迪参议员主持精神外科手术听证会时，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事情，即肯尼迪的妹妹罗丝玛丽（Rosemary）在30多年前，也就是1941年，也接受了瓦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的额叶切除术。罗丝玛丽的手术失败了，她直到去世都住在研究所里，深受伤害。

我也知道，额叶切除术的病人并不会记得做过手术，当被问起时，他们也会否认接受过手术。倘若外祖父真的给外祖母做过手术，她可能都不知道。她的大脑可能带着这个伤口，但她的心灵却全然不知。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普利布拉姆说道，“他做了当时他觉得没问题的事情：他给他妻子做了额叶切除术。而她变得更加温顺了。他成功地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位温顺的妻子。”

几个月后，我试图证实普利布拉姆告诉我的事情。我去寻找证明事情发生过的证据，或是事情没有发生过的证据。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外祖母的医疗记录不存在了，她的尸体已经下葬了。我询问的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告诉我。我盯着那些老家庭照片，试着认出浅淡的伤疤。当然，我告诉了我母亲，这也让她震惊了。我母亲说，如果外祖父做了这种事，那么他肯定也是出于好心。我告诉了丹尼斯·斯宾塞，他是外祖父的前住院医生，之后成了耶鲁大学神经外科的领头人。

“我从没有听说过，”他说，“但这并不让我觉得惊讶。这听起来像是比尔会做的事情。”

我能够确定的事情是这些：外祖母并不是一位温顺的妻子。至少，普利布拉姆在这一点上错了。

不论如何，不论她疯掉之前发生了什么，不论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她接受了电击治疗、水疗、发热室治疗、氯丙嗪治疗，还有手术治疗吗？

不论他们在生活研究所里对外祖母做了什么，不论那又多糟糕，不论他们拿走了什么：留下的都很强烈。

1957年，也就是外祖父和布伦达·米尔纳发表他们关于亨利论文的同一年，外祖母去了内华达州（Nevada）的里诺（Reno）。她走进了当地一家店铺，这家店铺专办快捷、无矛盾的离婚业务。她填写了他们给她的所有表格。那个工作人员赚了她的便宜，告诉她，留下结婚戒指是个会带来好运的习俗，让她把戒指放到柜台后面的箱子里，她那么做了，尽管她本可以卖掉戒指换点钱。但是，也许这是值得的，丢掉它然后离开。

她离开了外祖父，自己搬到了纽约城。

当时，她的孩子都已经去上大学了。

她从头开始。

她在上东城（Upper East Side）买了一间公寓，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当